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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离开权利中心的伟人,是如何重获军权的

2021-06-19 23:23:11


因此,趁这一机会,重新掌握了决策权的毛泽东在发言之时,将矛头直指博古、李德,重点批判了二人在反“围剿”和长征中所做出的错误的军事战略,令红军损失惨重等问题。


内战时期,蒋介石曾派出大量兵力“围剿”红军, 面对兵力强劲、军备先进的国民党军,毛泽东依靠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带领红军一次次的 以弱胜强获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但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中途,毛泽东却突然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并一度远离前线战场。

而在 1935年,红军队伍紧急召开的 遵义会议 ,又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地位,并重获了军事指挥权。那么,带领队伍多次走向胜利的毛泽东, 为何会突然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又是因何召开?远离军事指挥权的毛主席又是如何恢复职位的? 本期文章就带大家了解事情的始末,新来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既方便回顾往期内容,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离开权利中心的伟人,是如何重获军权的

1933年9月25日, 第五次围剿战役开始 ,蒋介石集结 100万 兵力,采用 “堡垒主义” 的新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肆“围剿”。

尽管蒋介石曾 多次对于中央红军进行“围剿” ,但是,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下,红军每一次都以弱胜强,粉碎了国民革命军的“围剿”计划,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前三次的反“围剿”战争中 红军应用灵活的战术,轻松取胜 。但在后方的中央局中,“左”倾主义蔓延,对于反“围剿”战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要求红军采取进攻手段,攻打中心城市,还强硬要求前线执行中央的决定,这让红军夺取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变得愈发困难。虽然 毛泽东、朱德等人曾就此事多次提出建议 ,但中央非但不认同朱、毛二人的观点,还斥责他们违背了“进攻中心城市”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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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为此, 中共中央叫停了所有行动,在1932年10月召开了宁都会议。因此,这次会议上的主要内容,就是确定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

虽然红军在前三次的“围剿”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中央局中的“左”倾主义者却对此完全不以为意。并表示这是“纯粹的防御路线” ,红军应该“积极出击”,采取进攻手段,攻打中心城市,并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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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直在 前线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等则认为,应该结合实际,在现有条件下,灵活变动,保存力量,关注敌情,争取有利的决战条件,再一举消灭敌人。

会议中,“左”倾领导人,将毛泽东的 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 都进行了批驳。因此,在这场“左”倾主义占据上风的会议中,中共中央通过了“左”倾主义的军事行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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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最后,参会人员还就毛泽东是否能够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问题,发生了分歧。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 等认为毛泽东在前线更能发挥作用力,“左”倾主义领导人则要求,将毛泽东调往后方,做政府工作

但是,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意见没有通过, 会议在取消毛泽东在前线的军事指挥权的同时,将他调回了后方从事政府工作。 但是在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又发表指示, 剥夺了毛泽东在中央政府的工作权力,进一步削弱了毛泽东的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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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虽然确定了要执行中央的决定, 采取进攻手段 ,但朱德、周恩来等依然坚持了毛泽东在此前制定的军事方针,让红军夺得了第四次“围剿”的胜利。

但是第四次“围剿”战争结束没多久,国民党军就集结了更多的兵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而 “左”倾主义者在军事战略上依然要求主动出击。

一直关注战局的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但因为“左”倾主义者在当时影响力巨大,对于持不同意见的毛泽东,非但不接受毛泽东的建议,还对他进行排挤、打压。 并按照中央局认为要采取面对面的“正规”作战模式, 取消了游击战和运动战 ,用阵地战和国民党军进行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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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就是正规军出身的国民党军,对于阵地战的运用更为熟悉,再加上他们先进的军事设备和兵力优势。因此在持续了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尽管在这其中付出了 3万余人的伤亡代价 ,却 依旧没能取得胜利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开敌人主力,伺机杀回,最终, 红军在1934年10月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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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初期,因为毛泽东在被排挤出领导层后,遭到了“左”倾主义者的打压,困境艰难。 所以在长征刚开始时,要不要带上毛泽东都曾经是一个问题。 据伍修权回忆: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威望很高,也是中华苏维埃的主席,可能连这次的长征都无法参加。

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多次向上面提出自己的建议 ,虽然没有被采纳,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但他一直在和“左”倾错误主义进行斗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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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就有利的证明了博古、李德等人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依然没有决策权。所以在开启长征后, 博古、李德等人继续无视毛泽东的意见,固执地执行“左”倾错误路线,让红军一次次的遭受重大损失。 并且在 湘江战役 后, 中央红军从转移时的8.6万多人,减少到3万余人 。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指挥失误下,众多一线红军指战员对博古等人的指挥愈发不满。

在这一期间,毛泽东也一直在寻求机会,希望可以让上面重视自己的意见,结束“左”倾教条主义。而想要得到中央的支持, 毛泽东首要的目标就是说服张闻天和王稼祥支持自己。 因为他们两人都在中央担任着重要职位,在中央的决策中十分有影响力。 毛泽东曾说,只要解决了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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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张闻天之前是“左”倾主义的支持者, 但他并不是不注重实际的顽固派。在面对红军一次次的失利后,张闻天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发现了问题所在,因此他曾批评李德的打法,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 博古却嘲讽张闻天是“机会主义者” ,这让二人的分歧逐渐加深。

王稼祥其实在早期就参与过反“围剿”战争,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技术 。在第三次“围剿”战争中, 国民党军有30万人,而红军只有区区的4万人 ,就在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大多都认为应该主动撤离的时候。毛泽东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通过一番分析, 毛主席表示红军是有机会取胜的 。而后,他根据敌方的作战特点,制定了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来打破敌人的“围剿”,最终,在 毛泽东的坚持和指导下,红军以弱胜强五战连捷,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所以作为亲历者的王稼祥,对于毛泽东的指挥能力也是十分认同的,并且在后来的宁都会议上,他还曾支持毛泽东,让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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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主动找到张、王二人,和他们同行同宿 。并在路上,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分析研究博古、李德的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并提出更正确的建议。在这一期间, 毛泽东提出的要将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让张闻天和王稼祥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也认识到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的能力,成为了毛泽东的支持者,让毛泽东在后来的会议中又开始重新获得决策权。

1934年12月,举行了通道会议 ,对红军的前进路线进行探讨。此时,湘江战役刚刚结束,损失惨重的红军该何去何从是最紧要的问题, 国民党军已经猜测出红军的前进方向 ,在路上陈列重兵,设置了重重路障,是要 继续挺进湘西,还是改变计划 ,重进制定战略方针,急需要领导层拿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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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 李德、博古依然坚持前往湘西的计划 ,而 一直关注敌情的毛泽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应该改变计划,放弃湘西之行,去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 ,王稼祥、张闻天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

红军依照毛泽东提出的新计划,向西行,避开了敌人主力, 占领了贵州黎平 。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依然不愿放弃前往湘西的计划,又接连召开了 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

在这两次会议中,因为王稼祥与张闻天的支持, 毛泽东提出的意见都一一被采纳 ,并在后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支持, 博古、李德等人“左”倾主义的影响力逐渐减小,对毛泽东的打压不再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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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遵义,15日,遵义会议召开 。在这一次会议中,博古等人作为指导此次反“围剿”的主要领导人,先对这次战役进行了总结报告,但在报告中,博古却极力为“左”倾主义的错误指导进行辩护,这一点让 众多一线将领对他十分不满

因此,趁这一机会, 重新掌握了决策权的毛泽东在发言之时,将矛头直指博古、李德,重点批判了二人在反“围剿”和长征中所做出的错误的军事战略,令红军损失惨重等问题 。而毛泽东的这一发言,揭开了遵义会议上,众多一线将领对博古、李德二人错误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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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话音刚落,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人纷纷出声应援,并表示他们都认同毛泽东的领导。因此, 在激烈的争论后,阔别军权两年多的毛泽东恢复了他的领导地位 ,会议也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方针。而 博古、李德等人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被取消,由周恩来和朱德负责军事指挥。

会议结束后,在毛泽东和一众领导人的指挥下,一直处于劣势、损失惨重的红军开始展现之前的风采, 四渡赤水、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卢沟桥 ,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也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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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在长征途中的紧急召开 ,主要是因为在“ 左”倾教条主义 冒险主义 的错误指挥下,红军损失惨重,无论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还是长征初期的多次失利,都让红军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急需要解决来自领导层的改革。 在会议中也确实解决了这一问题,并在后期的战斗中也显示出此次会议的重要性,在历史上也被称为是最为关键的转折点 。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遵义会议上收回两年多前的领导权,也是在之前的长征途中多次检验出毛泽东的指挥更适合红军,更是在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三次会议中显示出了毛泽东的重要性,因此, 遵义会议中,毛泽东恢复领导权并得到了更大的指挥权是早有预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