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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权力的演进 十一 白银帝国 上

2021-10-12 10:36:27


抑制海运和边贸,极低的商税和钞关以及因战争不得不征收极重的税粮,让明初不仅严重抑制商业发展,还将财政压力几乎全部压在农业上。


两宋立国300余年,经济极度发达,宋王朝不仅与辽、金、西夏有密切的边贸,还通过海外贸易和高丽、日本、南洋甚至波斯有密切往来。1987年在广东阳江外海发现“南宋一号”沉船遗址,截止2019年我国已打捞出金、银、铜器各百余件,铜钱和瓷器各万余件,各类文物合计18万件。今天我们能够从位于广东阳江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看到这些文物,从中足可窥探宋代海上贸易是何等规模。与这些相匹配的是,宋代年度财政收入一度达到7000万缗[mín](1缗即1贯),商业税收入也首度超过农业税,至南宋时非农税赋占财政总收入已达7-8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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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一号沉船出土龙泉青釉菊瓣纹盘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越是发达的经济体,农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越低。比如2018年,美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仅为0.8%。这里的第一产业不仅包括农业,还包括林业、渔业和畜牧业。同样,人民越是富裕,食品消费在总支出中占比也越低。消费的大头通常在服装、交通、房屋、家电、教育等其他支出中。反之,人民越是贫困,不只绝大部分收入都会用于食品消费,甚至其中粮食消费占比也会是大头,至于肉、蛋、奶等副食品只能占小头甚至是零头。

今天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业,已经是弱势产业。在现代国家中,无论中美还是欧洲都已取消单纯的农业税,而且经常还要投入大量农业补贴。宋代非农税收占比的大幅提升,无疑是符合当时时代潮流的。

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不只繁荣了社会,也为王朝治理带来新的问题。自秦汉以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央王朝一直以铜为主要货币,这一规则在宋代受到动摇。区别于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以相对廉价的铜铸造货币,更适合农耕文明日常价值相对较低的商品交换。中原地区长期重农抑商,大宗商业买卖相对较少,对金银的需求自然也不大。可是当时间来到宋朝,维持了千年之久的铜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是宋代铜钱本身的金属价值远高于其所代表的货币价值,两者间的差距大概有7-8倍左右。也就是说,一枚铜钱拿回去熔化铸成铜器,要比铜钱本身所代表的货币价值要贵7-8倍。故此当时民间富户经常大量囤积铜钱,周边的辽、金、西夏等国也都用商品大量换取,甚至更远的高丽和日本都愿意以货物廉价换回宋朝铜钱,只要熔化铸成铜器就能赚到丰厚的利润。金国为换取南宋铜钱,甚至采取了短陌[bài]的方式。即不足一百文的铜钱,比如90文或者80文,也可当作一百文使用,相当于给宋人的铜钱交易打了折扣。由于日本商人的大量收购,南宋时代的台州城中甚至还出现过全城无铜钱可用的情况。

两宋发达的商业很快就催生了货币供应问题,为解决铜钱大量流失,宋代便发行纸币解决这一问题。南宋政府中后期由于对蒙元战争的财政压力,很快就陷入滥发纸币带来的通货膨胀。现代社会的货币问题早在1千年前的宋代就已初具形态。

后来的蒙元大体上继承了南宋高度发达的商业,元代财政收入中非农税收大体也占到一半。相较于中原农耕王朝,元朝更重视海外贸易,位于今天福建泉州的刺桐城中充斥着专门负责海洋贸易的色目人。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和幅员辽阔的国土,让帝国管理者更倾向使用价值更高的银作为货币。不过,基于南宋的财政经验,元代使用了铜、银金属货币和纸币并行的操作,当然也同样导致了后来纸币滥发所带来的通货膨胀。

不过,元代辽阔的国土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却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便是极低的税赋。

历代中原王朝的财政支出主要分为3大块,分别为包括皇室在内的政府各级部门日常运营开支,自然灾害赈灾支出和边疆守卫及对外战争等军事开支,这其中自然以军事开支最为庞大。当年汉武帝对匈奴连年的战争不仅耗光了他爷爷汉文帝以来3代积累的财政盈余,甚至还让武帝朝管控盐铁税赋甚至贩卖官爵、打击商人以聚敛钱财应付前线开支。元代北方不再有边患导致的繁重国防开支,中央在征税方面也比其他王朝要轻许多。

在一些将历代税收统一折算成明清时代米价的比较中,北宋熙宁年间7000万贯的年度财政收入大体折合7100万石米。元代年收1200万石税粮和950万锭税款,共折米2300万石。后来明初永乐年间税粮、军屯2项大约折合1.8亿石米,这还不包括劳役和内地通关的关税。元代税收之低,在各王朝中几乎是极端的存在。

元朝前期的税收之低在明代官修的《元史》中亦有记述,“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后一切未征。”这句话是说南宋在江南地区有徭役70多种,而在元统一后皆被取消。

明初叶子奇在《草木子》中也说,“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明末清初做史书《国榷[què]》的谈迁也说,“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是的,你没看错,宋代江南亩税1斗,元代降至3升(1斗合10升),明初又大涨至8斗。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北宋神宗年间1斗米约合今天6公斤,而到明代中期,1斗则合9公斤左右。虽然明初江南重税有朱元璋报复老对手张士诚的因素(江南曾是张的地盘),但通过对比足以让我们清晰了解元代税赋之低。别忘了,由于元代对“南人”(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的歧视,江南税收在元代也是明显偏高的。

元代不仅如前面所说在税赋、徭役、刑罚方面宽松,对宗室、贵族和官吏也一并疏于管理。如同我们在解释汉代和唐初权力时所提过的那样,任何起于草根的集团都会严重依赖同姓宗亲和开国武将,建国后如不对他们加以限制,很容易产生宗室和功臣夺权的问题。西汉七国之乱如此,唐初玄武门之变也如此。这一规律在元代依旧奏效。由于蒙元帝王起于草原,对同族大多宽纵,故此元代宫廷政变频发,大概只有唐初可比。元英宗被义子刺杀的南坡之变,元文宗毒死其兄元明宗的天历之变,都让元代中期以后的政局逐渐变得动荡。实际上,即便是忽必烈蒙古大汗的汗位,也是他与7弟阿里不哥经过4年战争取胜得来的,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的分裂也正起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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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后的蒙古帝国

元代管理的宽松虽然可让民间得利,然而权力和利益却并不会因此空置,它们只会从皇权手中流向最靠近权力顶峰的“次顶层”,这其中自然是蒙古贵族和元帝国各级朝臣们获利最多。他们借机控制商业,无论是在位于今天北京的元大都还是东南商港刺桐城,元代繁盛的商贸大多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中,非勋贵难以染指,更别说汉人。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元末明初的巨富沈万三才如此不受朱元璋待见。元代普通汉族读书人都要像关汉卿一般靠写杂曲谋生,出身底层的沈万三是如何跻身只有蒙古贵族才能涉足的海外贸易,进而积累巨额财富的呢?

元代帝王在税赋和行政管理上的放松,还让各级官吏借机盘剥,让贪腐成为日常,这在元末尤为明显。下属参拜要交拜见钱,年节有追节钱,迎来送往要人情钱,生辰需交生日钱,就算没有名目索要也叫撒花钱。元代官员贪腐之风横行,几乎达到明目张胆的地步。官吏间尚且如此,他们对待底层百姓自然更为严苛。由于元末财政拮据,基层甚至将税收到几十年之后。

蒙元政权一直带有明显的民族压迫色彩,比如北方税收明显低于南方,科举选士蒙汉等族也并不平等。再加上利润丰厚的商业被贵族们垄断,和官员们极度的贪腐,元代宽松管理的实际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

元代低税率固然有利于普通百姓,然而因此导致的低财政收入并不利于王朝统治。当天下升平、万事顺遂时国家机器不需要太多赋税维持运转,低税收当然可行。可一旦发生战争、瘟疫和水旱灾害时,便会如同前面汉武帝朝对匈奴战争一般,再多的钱粮也难以为继。另外,国家政策改革,比如财政、官吏等制度变革经常也需要花钱。例如裁减人员的安置和税赋的减免都需要充盈的国库盈余作为后盾。而元朝的短命恰好与这些都有直接关系。

元朝皇帝习惯性地对权贵大量赏赐钱财珠宝甚至田产笼络人心,长久以往薄弱的国家财政便不堪重负。朝廷于是超发纸币维持国库,但很快就带来物价迅速上涨的副作用。元末恰好又遇到黄河泛滥,河道治理所需大量资金让国家财政更加雪上加霜。飞涨的物价再加上各级官吏层层盘剥,各处征调的民夫生计更为困苦,于是便引发了著名的元末红巾起义。

总的来说,宗室问题、超低税赋以及民族矛盾让后期的元朝廷极不稳定。如果说在蒙元强大的军事压力前,南宋后期纸币滥发造成的动荡让其对宋朝灭亡所起到的影响显得轻微许多,那么元代的财政问题对王朝灭亡的影响就显得相当明显。这也让元帝国成为第一个因为财政问题而崩溃的王朝。

“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齐。”朱元璋的诗虽显简陋,不过却显示了驱逐蒙元的豪气。在南宋首次将中原全部丢失近百年后,明太祖终于恢复中华。不过,虽然起事时他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动员中原各民族反元。但在统一全国后,他依旧奉元为正朔,将其作为中华正统的一部分,并把元世祖忽必烈与唐宗宋祖等开国君主一并供奉在历代帝王庙中。

明初不仅一定程度上尊崇前朝帝王,在税收制度也沿袭元朝,故此明初正税所收取的田赋和商税都继承了元代的30税1。只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元朝低税收的前提是没有北方边患,明代其实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不仅如此,从明太祖到明成祖,明初50年左右的时间里对蒙元的战事几乎一直都没停过。战争对于国家财政来说是难以填满的无底洞,于是在极低的正税之外,明代还有各种临时税收,当然最著名的临时加税莫过于明末的“辽饷”。此外明代也如元代一样干过提前征过头税的事情,也就是把未来几年的税赋先预支了。另外,大规模战争严重依赖军粮,也必然导致明初对粮食形式表现的田赋依赖度极高。明初保持较低田赋水平的想法虽好,然而现实是不允许的。实际税收也必然远高出纸面正税税率的30税1。大概也是这个原因,才有了前面谈迁所说江南元初亩税3升,而明初又大涨至8斗的说法。

“苏湖熟,天下足”。这句南宋时期的谚语道出了当时江南地区对保障南宋朝廷粮食供给的重要性。这里的“苏”指的是今天江苏苏州,“湖”则是浙江湖州。苏州和湖州均在太湖沿岸,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这样的粮食高产地区在明初无疑是纳粮大户。

明人陆深曾对明初江南税粮占全国比例有过计算,“国初总计天下税粮,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石,浙江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石,苏州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石。浙当天下九分之一,苏赢于浙,以一府视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于苏,苏一州七县,松才两县,较苏之田四分处一,则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明初浙江全省缴纳全国1/9的税粮,苏州府以7县之地超过浙江一省。苏州隔壁的松江府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以当时2县之地居然也缴纳了接近苏州一半的税粮。

明初江南税粮同样反映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水平。以江南为代表,南方的富庶不只体现在税粮上,发达的经济也让南方各省在科举中大占优势。前两年各种补习班的泛滥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干预,高考结果一定会严重倾向富裕人口。类似的情形在明代自然也如出一辙,富裕之家哪怕结交考官,也能对其判卷风格和倾向有所了解,唐伯虎就是不小心和考官吃了顿饭才被剥夺一切功名。明初南方经济已全面压倒北方,南方在科考中自然会明显占据上风。明初全国各省统一科举,以士子的全国大排名成绩择优录取。这样的做法导致科举从南方所取士子远高于北方。在洪武30年的春试中,录取的51人居然全部来自南方,这就是明初著名的“南北榜案”。为平衡各省,朱元璋首开南北榜,让南北方分别开卷、分开考试取士,以求平衡北方士子。这便成了今天高考各省分别考试、录取的最初源头。

虽然明初在科举上平衡南北各省,但南方发达的经济依旧展现出强大的能量。有明一朝南方士子一直在朝中占据较高比例的职位,我们所熟知的明代高级官员也大多来自南方。明代前期著名阁臣“三杨”中的杨溥来自湖北石首,杨荣来自福建建瓯,杨士奇来自江西吉安。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的解缙来自江西吉水,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则是浙江杭州人。明代中后期名臣张居正是湖北荆州人,徐阶是今天上海人,一代清官海瑞是今海南海口人,抗清名将袁崇焕则是万历年间高中进士的广东东莞人。当然,在这些名臣中北方并非颗粒无收,比如明代中期的内阁首辅高拱便是河南新郑人。

明代钱粮税赋大多来自江南,朝中文官也大量取自南方。只是官僚们大多出身地主家庭,明初相对沉重的田赋难免不会让他们心生怨恨,这也为明代中后期官员与朝廷间的矛盾埋下一条暗线。

就在大明立国前后,远在海外的日本发生的变故对明朝局势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1333年,日本镰仓幕府灭亡,当时的后醍醐天皇想借机从幕府手中收回权力。只是这一计划并不周密,很快就遭到幕府之下的武士等阶层出面反对,这些人后来还拥立光明天皇与后醍醐天皇抗衡。日本从此进入两位天皇同时在位,两个政权对峙的南北朝时代。

35年后,明朝建立。这时,日本的南北朝对峙局势也开始走向明朗。随着南朝势力衰退,大量失去领主和土地的南朝武士没了生计,成为浪人,很多人都不得不找寻出路。明初海上航运依旧繁忙,海洋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自然吸引了这些浪人。他们大量来到当时海运最发达的中国东南沿海,其中一部分甚至当起了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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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倭寇形势

为解决倭寇问题,朱元璋一方面遣使与日本当政的室町幕府沟通,一方面在沿海大量增建海防、添置卫所。只是,为彻底杜绝倭患,明太祖又下达禁海令,规定“片板不许下海”。虽然后来明成祖时有过“郑和下西洋”,但明代前中期的海上贸易仅限明朝官方活动和外国政府的来华朝贡,民间的海上活动则被全面禁止。

唐宋以来,海洋贸易逐渐发达,至南宋达到顶峰。南宋频繁的对外贸易和国内繁荣的商业,让商税在南宋赋税中占到了极高比重,为减轻农业和农民负担、发展经济和国防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到明初,这一切却发生了彻底改变。先是明初持续的战争,让明政府高度依赖军粮,加大了田赋征收力度。接着明政府又下达禁海令,堵死了利益巨大的海上贸易。而且,由于明初长期对蒙元的战争,明代北方边贸也基本处于停滞。最后,由于明初为休养生息,延续元代极低的商税,并且内地不设关卡征收内关税,直到永乐之后的宣德年间才始设7处钞关,远比不得南宋1、2千座钞关的规模。

抑制海运和边贸,极低的商税和钞关以及因战争不得不征收极重的税粮,让明初不仅严重抑制商业发展,还将财政压力几乎全部压在农业上。宋元时代,由于商业高度发达,国家财税征收已经大幅从农业转向商业。这一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措施在明初发生逆转,让税赋压力又重新回到农业上。此后明清两朝税赋中农业比重都占到7-8成,可以说明代在财政甚至经济问题上开了历史的倒车。

前面在说明元代低税收时,我们说过明初军屯和税粮折合1.2亿石明清米。这个数额看似庞大,然而除去边疆军屯自用,征上来的税粮还要被各级地方政府和蓄养的藩王截留,最后能到中央政府账面上的年度税收也就300万两的规模。实际上,这个数字也经常被用来证明明代税赋之低,然而这只是朝廷拿到手的数字。

300万两年度财政收入在当时有多低?仅明初管理东北的奴儿干都司每年的开支就要50万两!明初不仅有执掌东北的奴儿干都司,还有管理西藏的乌斯藏都司,囊括缅甸一部的西南诸部土司,但这些地方几乎都不产生财政收入,都靠中原地区的税赋支撑。明廷每年花费巨额税赋,以卫所制维持占领。说白了就是靠花钱以军事要塞维持广大领土,这样的做法当然难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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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东北、西藏和西南广大疆域的明朝

明初朱元璋、朱棣两代帝王在军事上固然能征善战,但不恰当的经济政策让明廷严重依赖农业赋税,继而使财政极为脆弱。明代虽有远比南宋广大的国土,明显高于元代的田赋,但财政却和元代同样脆弱。永乐一朝虽然与蒙元角逐于漠北,又使郑和数下西洋,但这些浩大的国家工程几乎都不产生收益,巨大的支出无疑让脆弱的财政雪上加霜。所以其后的仁、宣二帝马上就在军事上采取收缩政策,并几乎不再远航西洋,以此为明初孱弱的财政松绑。

仁、宣二帝先是停止对蒙元的征伐,继而在南部和西南边境收缩。在南方,明初一度占有今天越南北部,设立交趾承宣布政使司管辖。由于当地不断爆发民变,在派兵征剿无果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躺平,于宣德2年承认当地人为王,放弃越南北部领土。明廷放弃交趾引发了西南地区的地缘地震,让西南地方势力看到明廷在边疆力量的削弱,很快便发生麓川宣慰使侵夺南甸、腾冲等地的事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在西南的“三宣六慰”因为采用“以夷制夷”的政策,当地都由地方土司代为管理。明廷强大时,他们尚尊中央号令;朝廷影响力衰败,他们的独立之心就暗自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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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交趾

宣宗皇帝对西南的置之不理,更加削弱了明廷在边陲的影响力,为其后英宗时期的麓川之役埋下隐患。在北方,明成祖朱棣时期就曾裁撤少量卫所。宣宗一朝延续了这一政策,将亦集乃旧城、开平卫、兴和所等卫所内迁,并对这一地区的女真和蒙古诸部相互间攻伐采取漠视态度,逐渐开始放弃北方尤其是东北领土。朱瞻基在北方的战略收缩为其子明英宗朱祁镇时期的土木之变埋下伏笔,但仍不得不说是明代薄弱的财政压力之下的解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