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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王仲成首位被枪毙的县委书记

2021-05-04 22:53:40


根据王泗吉提供的账本可以看到,王仲在过去的一年零四个月里,不定期地从仓库里拿走了各种不同种类的物资。


王仲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因为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因为案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王仲案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那么,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之间,究竟都发生了什么?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王仲成首位被枪毙的县委书记

从一台黑白电视机开始的“不归路”

王仲被抓时的职务是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但是他并不是广东本地人。王仲是南下的干部,还是一名退伍军人。一九四七年,王中参军入伍,就在同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年之后,王总离开军营转到地方工作。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王仲才被调到海丰县工作。

从退伍军人转到地方政府工作,王仲的事业虽然没有多么辉煌,却也算过得去。 王仲的贪污腐败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就像是千里之堤的坍塌也不是因为一只蚂蚁。一开始他也想过好好工作,靠自己的努力做出一些实事。

可是渐渐地,在物质面前王仲没能抵住诱惑,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忘记了自己的底线。 王仲的贪污腐败还要从一台电视机开始说起。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王仲成首位被枪毙的县委书记

海丰县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和香港,澳门的联通非常方便。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实施,内陆和香港,澳门地区的联系越来越频繁。沿海地区越来越多的民众想要尽早和海岸对面的亲人团聚,不免就有人动起了歪心思。

一九七九年,海丰县当地一位广播员为了能够早日和在香港的家人见面,他给当时兼职担任打击走私指挥总部指挥的王仲送去了一台电视机。

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收买了王仲,他扔掉了他的原则,为这位广播员的赴港探亲报告做了些手脚。广播员也因此提前与家人团聚。 十七寸的黑白电视机只是一个开头,在尝到甜头之后的王仲更加把原则抛在脑后。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之间,王仲担任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以及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原本应该是惩恶扬善,把握住打击走私最后一道关卡的人民卫士,却逐渐变成了以权谋私,伸向人民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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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十分关注我当时海丰县上缉私艇查获走私船只的情况,只要有海上缉私艇查获走私船只的消息,不论王仲是否在工作,他必定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因为,他要趁着这些走私货品还没有被收纳入库的时候,精挑细选一批偷偷带回家中。

除了顺走还未收缴入库的走私货品,王仲还经常找各种理由去开封县各个缉私物资仓库“视察”。王仲每一次去缉私物资仓库视察,仓库里都会少一些电视机,收音机,手表等当时内陆紧俏的物资。

王仲拿这些东西并不是自己用,而是将这些东西转卖出去,然后从中获利。 王仲的钱包靠着转卖走私物品越来越鼓,因为一直没有被查到,王仲变得越发肆无忌惮起来,发展到最后他的妻儿都赶在缉私物资仓库里目中无人的无偿提取或者压低价格买走大批物资。

除了从缉私物资仓库中拿走物资,王总还不忘记当初他收广播员黑白电视机的“老路子”。 王仲接受着他人给的贿赂,不止一次地向县公安局下达“指示”,为那些行贿者开“绿色通道”。据后来统计,前前后后一共有十一个人在王仲的帮助下提前获得批准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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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琐碎难度很大

王仲毕竟还只是海丰县的县委书记,他贪污的东西虽然多,但是也很琐碎。这也就办案人员调查取证增加很多难度。 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王仲多次向缉私物资仓库伸出黑手,次数多到确认都很困难。

在王仲一案中,有一个人特别关键。他就是王泗吉。王泗吉是汕尾镇革委会副主任兼缉私仓库保管员,这些年来,他看着王仲利用权力为非作歹,越来越不可收拾。

在国家机关调查王仲的时候,王泗吉向办机关提供了两个账本。这两个小账本是调查王仲较为关键的证据,一个原始的小账本记录了缉私仓库所有的物资出库情况,另一个账本是王泗吉凭借着记忆制作的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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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王泗吉提供的账本可以看到,王仲在过去的一年零四个月里,不定期地从仓库里拿走了各种不同种类的物资。账本的记录比较多,为了确保账本记录的真实性,办案人员当时是一条一条的核实信息的。

最后发现,这两个账本之间存在相互矛盾,两个账本上记录的货物出入次数无法统一。原始的“小账本”中记录了王仲总共拿走了一百二十八只手表,而另一个账本上进货与出货的数量对不上。

不知道王泗吉是因为紧张还是存有私心,他在被办人员三次审问过程中,证词前后矛盾,无法得到印证,他的证词失去可靠性和准确性。 这些都能够从侧面反映出王仲贪污次数之多,情节性质之恶劣。

在当时严打严查的背景下,掌握完整确凿的证据才能够组后定下王仲的罪。“虽然当时刑事诉讼法的落实尚未十分到位,但检法两家还是坚持依法办案为原则,严格把好证据关。”

这是当时参与办案的助审员陈石波的回忆,“那时候从汕头公交总站坐车去海丰县要一整天的时间,因为是土路车开不快,一般当天去,只能第二天开展工作。但只要收到新证据,我们立马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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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证据繁琐又复杂,但是在办案人员的坚持不懈之下,还是将王仲案件的证据梳理清楚。到最后,办案人员甚至能够把王泗吉说的证词在案卷的第几卷第几页说清楚。

王仲贪污腐败的行为之后就引遭到群众写信举报之后就起了当时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极大关注。虽然北京和广东之间横跨了大半个中国,但是陈云同志依然十分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他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前前后后派出一百多人的小组去调查实际情况。

最后在案件审理结束后大家才彻底清楚了王仲到底贪污了多少钱。从一九八零年四月开始,王总就利用自己的职权之便,先后从缉私物资仓库拿走手表,录音机,彩色电视,电风扇等总共价值接近六万元的物品。

现在看六万元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当时,六万元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不敢想的数字,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一百年的工资收入了。除了转卖缉私物资仓库中的物品,王仲还收受他人贿赂高达一万多元。

在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算是“小老虎”,贪污一万元以上就已经是“大老虎”了。按照王仲贪污受贿的金额来看,这个案子的情节性质已经非常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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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恶劣拒不认罪

当专案组查到自己头上的时候,王仲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态度恶劣。办案组前后总共审讯了王仲六次,可是王仲每一次都在避重就轻,矢口否认犯罪事实。

王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所以他被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地点就在汕头地区医专附属医院。当办案人员第一次在汕头地区医专附属医院对王仲审讯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王仲看完了起诉书,堂而皇之的对审讯人员否认检察院起诉的犯罪事实。

他说:“物资有一部分是在上级机关领导买的,另一部分是自己买的。由于当时我没有带钱,所以就先记账,后来让女儿给了部分钱,剩下的没来得及给。”

王仲是很“精明”的,为了更好的贪污谋私,他早就给自己打造出了一个“政法之家”,煞费苦心地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王仲挖空心思把家属子女安排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王仲的妻子陈巧兰早就在一九五八年自动退职了。王仲通过一些手段,为陈巧兰“落实”政策。陈巧兰在王仲的安排下,不仅恢复了职位,还登上了县文化馆副馆长的位置。王仲的几个子女也在他的安排下转为干部,堂而皇之的在政法部门工作。

被安排到政府部门工作的王仲妻儿开始在王仲的指挥下“抢私,藏私,贩私”形成了一条链。渐渐地,王仲一家越发猖狂。他甚至在机关单位内公然排除异己,扬言道:“有人想把我赶走,看谁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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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海丰县四搜集斯艇人员知法犯法被依法逮捕处理的消息之后,王仲大概就已经意识到自己一直从缉私物资仓库偷拿物资的事情迟早会败露。王仲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迅速地将赃款赃物转移疏散到八个亲友的家中窝藏。

王仲考虑得很周全,为了保险起见,他还与相关人员签订了攻守同盟的协议,以防日后真的被查到头上的时候能够统一口径,逃脱定罪。 接下来的几次审讯,王仲的态度一直都是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即使是把证据摆在他面前,他也一直否认自己贪污受贿的事实,还坚持为自己辩解,企图在铁证面前为自己开脱。面对王仲的恶劣态度,办案人员只能严厉警告他,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使被告人不认罪,但是如果其他证据证实同样也是可以定罪的。

但是一直到这里,王仲依然没有丝毫想要悔改,想要坦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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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的态度转变是在第四次讯问中,那时的他因为身体情况得到好转,已经从汕头地区医专附属医院暂时收押在揭阳县看守所。

可能是看守所冰冷的铁窗让王仲认识到自己也是无法通过抵赖和狡辩获得脱罪,他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他承认了自己在之前的审讯过程中撒了谎,但是提到犯罪事实,他还是不肯承认。

王仲那里得不到突破,就从王仲的妻子陈巧兰那里突破。“当时我们调整办案策略,7月9日至28日我们办案组吃住在潮州,19天里一共提审王仲的妻子陈巧兰26次,”

陈友兰没有王仲那样在官场沉浮十几载锻炼出来的老练和城府,她在办案人员的审讯和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心理防线很快就被突破, “最终,陈巧兰痛哭流涕地交代了王仲贪污受贿后赃款赃物的具体去向,这才有了很大突破。”

一直到开庭审理的时候,王仲都不承认他的犯罪事实。因为王总案件的社会关注度较高,法院决定在地委的大礼堂开庭。果然,庭审的时候,地委大礼堂里挤满了群众。 王仲,就在这些群众的目光之下公然否认自己犯罪事实,丝毫没有悔改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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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理最终宣判死刑

根据我国一九七九年刑法的规定,根据我国一九七九年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在当时,王仲的犯罪情节已经十分严重。

但是,他有十分幸运地赶上了在一九八二年三月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决定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贪污罪论处,五月一日前能主动投案,坦白交代的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

如果王仲能够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或许还能够获得法律和人民的原谅。现实却是,他在罪行败露之后四处打听情况,分销赃款,拒不认罪。 所以,王仲最后被判处死刑完全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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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广东省汕头地区中级法院判处王重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听到这样的判决之后,王仲还是一副拒绝认罪的态度,并且提出了上诉。他的上诉完全是为自己罪行解脱的狡辩,最终被广东省高级法院驳回。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王仲的死刑宣判大会在广东省汕头市人民广场召开。王仲一案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度,人民群众都迫切地期待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 死刑宣判大会召开的那一天,汕头市人民广场人山人海,聚集了一万多人。

当王仲听到自己要为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一改之前审讯和法庭上的态度,面色恐惧,身体颤抖。这一次,他再也无法狡辩,面临他的只有死刑和人民的唾弃。 然而在死刑宣判的时候,他也依然没有悔改之意,有的只是害怕和恐惧。

随着一声枪响,王仲终于还是倒在了法律的公正之下。这一枪击倒的不仅是王仲,更是惊醒当时国内的所有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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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反腐败工作进行到底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于反腐败工作十分重视。像王仲的案子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对于这种案例,邓小平的态度十分强硬,那就是抓住不放,一抓到底。

进入新时期之后,反腐败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这个问题,邓小平早就意识到了,他说:“改革开放还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

政府官员是政府形象的一种代表,如果连政府官员都不能够守住底线,被利益于诱惑冲昏头脑,那叫人民群众怎么去相信政府真的能带领他们建设好我们的祖国呢?

邓小平告诫全党,“要足够顾及到这样的形势,如果不坚持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就可能要‘改变面貌’。”如果真的到那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王仲成首位被枪毙的县委书记

干部腐败反映这个问题不仅仅只是干部本身,也是从侧面反映出松懈的社会风气和我国现一些制度存在的问题。王仲的案件是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的,并不是个例特例。自从改革开放甚至是更早一段时间,因为国家发展重心的改变,导致社会管理从原来的高压向宽松转变。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干部丢掉了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摆起了“官老爷”的架子。而人民群众也在宽松管理和部分不作为的官员影响下,忘记了脚踏实地,总想着走捷径,托关系。

干部腐败没有被及时发现,是国家的一些具体制度存在问题。这些问题被那些动了歪心思的人钻了空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反腐败就是要从干部这里下手,肃清风气。邓小平一再强调,反腐败要常抓不懈,要建立制度,标本兼治,确保改革开放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