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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追思」周恩来:想起父母流眼泪……

2022-08-04 01:09:53


1918年1月,正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接家中来信知道八伯父去世,十分悲痛,在日记中曾写下满含深情的文字,追念伯父并忧虑家中伯母的艰难。


周总理与家人在一起吃饭

想起母亲,“那眼泪忍不住地要流下来”

周恩来的生母名叫万冬儿,人称万十二姑。周恩来在1946年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曾深情地回忆说:“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孩子——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生母去世时周恩来只有9岁。从周恩来的追忆中,不难看出他对生母的怀念之情。

在周恩来出生后,因他的叔父周贻淦去世,按照当时传统习惯将他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陈氏抚养。陈氏受过教育,能作诗文。在周恩来五六岁时,嗣母就给他讲《天雨花》、《再生缘》等书中的故事,这些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留学日本时的日记中,就记载有读母亲(嗣母陈氏)诗文并引起思念的文字:“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难受,那眼泪忍不住地要流下来……想起来时光易逝,墨迹还有,母亲去世10年了,不知还想着我这儿子没有?”这满含深情的文字,今日读来仍令人动容。

周恩来的生母万冬儿画像

可惜,周恩来的生母和嗣母在他11岁之前就已相继去世。在以后的岁月里,周恩来多次提到过这两位母亲。“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1946年,周恩来在重庆曾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1950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为党内外干部作报告时也提到过母亲:“1946年5月,我从重庆到南京,南京离我的老家淮安只有300多华里,我很想回去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的两个母亲的坟……”说到这里,他禁不住声音哽咽,两眼盈满泪水。可是,因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身份,周恩来不便回乡,留下了终生的 遗憾。

除了这两位母亲,周恩来小时候还有一位乳母。这位周恩来称为蒋妈妈的善良女性,也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周恩来到天津读书后,她还曾借了高利贷做路费去天津看望过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向淮安赴京的亲友打听过蒋妈妈和她后代的情况。

周恩来的嗣母陈氏画像

一直将父亲的相片放在贴身的皮夹子里

周恩来父亲名叫周贻能,字懋臣,在周恩来出生前两三年时更名为劭纲。周劭纲一生颠沛流离,走南闯北,四处谋生。虽然生活清苦,话语不多,但他十分有主见,对儿子周恩来投身革命“从不阻拦,在内心里他是支持的”。1931年,他曾到上海,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周恩来做过通信联络工作。后来因斗争形势严峻,父子又分别了。

1938年1月,周恩来写信给正在天津的父亲,希望他能来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5月,当父亲到达武汉那天,周恩来正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老舍曾对当天的情形有过具体、生动的描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偶有小别,但父亲基本上是和周恩来生活在一起。1940年,周劭纲和一些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家属转移到重庆红岩。以后,他就一直没有离开红岩,这里也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在忙碌的人群中,周劭纲有些孤寂。周恩来工作十分繁忙,也没有过多的时间陪老人,但他嘱咐办事处正在病休的张颖等工作人员,抽空多陪陪老人。

1942年7月,周劭纲生病发烧,后来病情转重。老人非常想见见周恩来,而此时的周恩来也因为小肠疝气复发,正住院治疗。考虑到他的病情,邓颖超和身边工作人员并没有过多提起老爷子的病情。他还想着父亲的生日,在7月6日致邓颖超的信中写道:

“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是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7号或11号,再过两三天出院,也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28号本天请人吃饭,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

周恩来十分牵挂父亲的病情。9日,邓颖超致信周恩来,其中谈到父亲的病情,说:“这几日我均在山上招呼,你可勿念。”周恩来接信后很是惦念,并于10日复信邓颖超:“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望精养。我这里默祷他的康宁。”

之后他又细致地指出:“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使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后改名周劭纲)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个儿子对父亲病情的关切,情感真挚、细致入微,读来让人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可是,周恩来没有想到,就在他写信那天晚上,父亲怀着对儿子的思念永远地离开了。鉴于周恩来的健康状况,邓颖超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商定先不告诉他。“纸里包不住火”,周恩来还是在13日这天知道了。得知父亲已经过世,周恩来悲恸欲绝,痛哭不已。当晚,他即为父亲守灵直到拂晓。几天后,周恩来致电在延安的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很快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在周劭纲老先生病逝后,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要员和各界人士或致函慰问,或亲往悼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就收录有一封以周恩来、邓颖超夫妻的名义致张申府先生的信:“申府先生道右:哀启者,先严弃养,承蒙友好姻亲多方吊唁,或劳玉趾,或辱瑶函,或赐挽章,或颁刍束,悼死慰生,无任铭刻。惟来以卧病之后,复当大事,心痛体弱,致未能一一登门踵谢,用答隆谊。惶悚之余,特函告罪,请恕失礼。哀此奉复,诸维矜察,并颂道安……”

在晚年生病住院期间,周恩来还曾对侄儿谈起自己的父亲。更须提及的是,周恩来一直将父亲一张不大的相片放在贴身的皮夹子里面,照片背面有他亲笔写的四个字:爹爹遗像。

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

对族中长辈同样十分孝敬

周家是一个大家族,周恩来儿时和青年时代,得到过诸多亲友的帮助,他对这些族中长辈同样十分孝敬,尽量关心、照顾他们的生活,尽一些孝心。

周恩来到东北求学,是四伯父周贻赓的主意。他在求学期间的费用,也由这位四伯父承担。而在东北的经历对周恩来又是至关重要的,他后来回忆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周恩来到天津以至后来在南开读书,也是因为四伯父工作调动到天津的缘故。应该说,四伯父对周恩来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大的。周贻赓1933年病逝于天津,此时的周恩来当然是无法前往吊祭,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位在他人生里程中十分重要的四伯父。10年之后的1943年,周恩来曾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周贻赓:“伯父对我恩重如山。”

幼年周恩来在生母、嗣母去世后有一段时间是和八伯父周贻奎、伯母杨氏夫妇(实际上是叔父、婶母,只是按照周恩来过继后的排序才称之为伯父、伯母)生活在一起。八伯父也曾教他和弟弟打算盘,所以,周恩来对他们夫妇感情很深。1918年1月,正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接家中来信知道八伯父去世,十分悲痛,在日记中曾写下满含深情的文字,追念伯父并忧虑家中伯母的艰难。

八伯母杨氏,晚辈称为八太。八太在周恩来两位母亲去世后对他非常关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八太曾带着孙子到北京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陪老人家游览了颐和园。1953年,八太到北京看病,又住了些日子。就八太治疗等事,周恩来三次致信淮安地方政府,指示对于伯母的治疗,在县里人民医院治疗即可,不必转到外地,同时,医疗费用由他这里出。信中还指出:“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200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到时候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后来,伯母去世,周恩来在致淮安地方政府的信中除表示感谢外,还特意补寄了25元垫支款。

周恩来还有位做过袁世凯秘书的六伯父,名叫周嵩尧,原名周贻良。他早年中全县第一名秀才,并经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颐和园集体召见面试,委为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后曾在江苏督军李纯处任秘书长,其间平息了江、浙两省一场军阀战争。在袁世凯称帝时,他也曾上书劝说袁世凯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1949年12月,周恩来致信邀请六伯父来京。

1951年,周嵩尧被中央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继续发挥余热。他后来想回浙江绍兴看看,可是,周恩来考虑到回去必将给地方带来一些麻烦,未能同意,并劝老人家别回去了。六伯父通情达理,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打消了返乡的念头。1952年3月,周嵩尧的独生子周恩夔去世。周恩来体谅六伯父的心情,特意将其喜爱的曾孙周国镇由扬州接到北京陪伴他。并且在老人家八十大寿的时候,周恩来在西花厅设家宴为老人家祝寿。更为难得的是,周恩来还亲自下厨做了老人家爱吃的两个菜。
文/刘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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