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览天下

阅读,看尽天下事

北京:历史长河中的城市变迁

2021-04-05 23:28:42


(清)徐扬《京师生春诗意图》为迁都燕京 海陵王毁旧都杀宗室因为柳永的一首词,引发了海陵王向江南进军的雄心,也让燕京(今北京)成了他的理想都城。


金、元、明、清四个朝代都定都于北京,但四个朝代都为北京留下了什么空间及文化印记?让我们打开《繁盛与衰败:3000年帝国都城变迁史》,一寻答案。

北京:历史长河中的城市变迁

作者孙晓飞近年致力于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热点事件进行解读,引用知识权力理论解读医患关系的著作《用心:神经外科医生沉思录》,荣列商务印书馆2019年人文社科十大好书榜首,受到读者尤其是医生群体的好评。

2021年,孙晓飞先生的新书《繁盛与衰败:3000年帝国都城变迁史》,放弃了对朝堂政治、社会矛盾、宫闱内斗、君臣恩怨进行观察与分析的传统方法,引用了空间生产理论,对都城变迁史进行了重新梳理,给出了不同以往的新视角和新观点。

北京:历史长河中的城市变迁

(清)徐扬《京师生春诗意图》

为迁都燕京 海陵王毁旧都杀宗室

因为柳永的一首词,引发了海陵王向江南进军的雄心,也让燕京(今北京)成了他的理想都城。金迁都燕京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经过三十余年的快速扩张,太多的猛安谋克被派往占领区,金控制“内地”的力量,也在逐渐减弱。

当时的金上京,很像西汉的长安,虽然战略位置重要,但随着都城人口快速膨胀,通过狭窄的运输通道从中原运往都城的费用,已经非常高昂。

同时,金的战略重心向南推进,对北部边疆的控制能力大大下降,不得不做出战略上的转变:放弃北部边疆,以避免与北方边境上的鞑靼发生冲突。

迁都,也要有“故事”,于是,海陵王自编自演,借种莲花,提出了迁都的设想:

天德二年(1150年),完颜亮在宫中宴请群臣。与其他北方民族一样,女真人也善饮,大家喝得非常高兴,海陵王突然发问:“朕栽莲二百本而俱死,何也?”右丞相梁汉臣回答说:“自古江南为桔,江北为枳,非种者不能,盖地势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莲。”海陵王诏曰:“依卿所言,择日而迁。”

只因“燕京地暖,可栽莲”就要迁都,可见海陵王的任性,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海陵王下诏迁都燕京,有人建议按汉人所遵奉的阴阳五行原则来营建新都。海陵王说:“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

一开始,海陵王提出设立“两京制”,即原有旧都不废,“两京一体,保世于万年。”但很快海陵王就拆毁旧都。为了迁都燕京,女真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海陵王诛灭了太宗子孙70余人,继而又诛灭了宗翰子孙30余人,对其他宗室子孙70余人也全部诛灭。

元大都曾是一座流水汤汤的城市

元大都曾经是一座流水汤汤的城市,这在今天已经不可想象。

元大都的城市建设模型是宋的汴京,引水入城,依靠水运来满足城市的生活需要,让商业紧邻水上通道而发展,是规划和建设者的初衷。

设计者以离宫(大宁宫)的湖泊地带作为全城的中心,把宫城放置在太液池以东地区,选定中心台在太液池上游,主要是想依靠丰沛的水源来解决漕运的困难,以维持都城的生活需要。

在都城的空间生产方面,元大都主要是对开封进行模仿。

尽管如此,也仍然有属于自己的创新。杨宽先生认为,在都城的设计建设中,建立中心台,作为全城中心点的标记,是元大都首创的。

中心台确定以后,全城南北向的中轴线,就可以向两侧平缓延展,并在中轴线的两边,安排各类政府机构。

元大都的设计规划者,从城市的生活需要出发,把城中心设定在积水潭一带,就是要在这里建造装卸货物的码头,通过水运来满足城市的消费需求。

元初时的积水潭是高梁河上一个较大的湖泊,其浩大之相,已非今人所能想象。要在这里建设水运中心,需要先把积水潭的水引向东南,与金代所开的闸河接通。

金代建设的闸河,也是从高梁河中游引水,沿渠筑闸节水,送达城内。至元三十年秋建成时,元世祖从上都夏宫归来,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

一向对中国盛赞有加,走到哪儿都一路惊叹的马可·波罗,对元大都更是崇拜不已,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未可言宣。

根据商业需求而生产的各类商业空间,在元代亦有许多。

比如针市。北方四季分明,冬季需要棉衣,夏季需要单衣,秋季和春季也需要厚薄不等的衣服,因此,手工缝纫业发展起来,成立成专门的“针市”,这在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都是没有的。

比如人市。元朝统治初期,仍然存在着人口买卖行为。人市与牲畜市一样,附近设有酒楼,买卖双方边喝边谈,商谈好价格然再签订契约。

北京“南穷”的由来

元大都西南,就是金中都的旧城,虽然破城时惨遭蹂躏,房屋损毁严重,但元朝建都时,在其旧址上,人口有所增加,称为南城。

以积水潭为中心的新城,就被称为北城。

大都新城建成之时,也像北宋一样,给普通百姓留出了建房的空间,由于空间有限,朝廷做出了明文规定:旧城居民要迁往新城的,“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要有正经工作。

当时,每个要求在城内建房的人,朝廷会给一块土地,但“力不能作室者”不得冒据。

元大都商业繁荣,因此“幌子”这种新鲜的广告标示,也可算为一种新的空间生产——今天北京的一些老字号,仍然沿用这种方法,不过今人多不知这些符号背后的商业含义。

专治儿科的大夫,“门首以木刻板作小儿。”那时没有妇科和产科,接生孩子的叫稳婆,一般都是世代相传,“门首以大红纸糊篾筐大鞋一双为记。专治妇人胎前产后以应病症,并有通血之药。”

因为临近草原,进入大都的马匹较多,给马看病的医馆,也有专门的标记:“医兽之家,门首地位上以大木刻作壶瓶状……灌药之所,门之前画大马为记。”

蒙古人善饮,大都饮酒之风亦烈,“酒槽坊,门首多画四公子: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

边城做京城:明朝的腹心之患

永乐十八年,新都(北平)营建成功。永乐十九年元旦,北平升格为京师,正式成为都城。永乐十九年四月,三大殿被天火所焚。永乐二十二年,朱棣驾崩。也就是说,朱棣精心营造的新都,他仅住了三年。这三年里,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场景:华丽的皇宫内,三个大殿一片残垣断壁,看看就让人心生寒意。

但由于各种原因,朱棣直到去世,也没有再整修那被天火毁了的三个大殿。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明仁宗朱高炽(1378年-1425年)登基,次年改元“洪熙”。龙椅还没坐热,朱高炽就想再迁都南京。

朱高炽的情况与朱棣有些相似,朱棣是久居塞北,征战沙场。而朱高炽则是朱棣征战期间,长期以太子的身份在南京监国。因此,对南京更喜欢,相较之下,也对北京的状况更不能忍受。

史书记载,“洪熙元年三月戊戌,将迁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四月壬子,命皇太子(即朱瞻基)谒孝陵,遂居守南京。”明仁宗迁都南京的重要原因有二,一是边患,二是漕运。但次年明仁宗崩,迁都之事也不了了之。

北平升格为京师后,人口的积聚效应很快显现,北京周边的粮食产出已经无法满足都城的需要,大量的粮食及其他经济作物需要经漕运从南方运抵北京,但明太祖建都南京后,北平荒疏,大运河的河道淤塞严重,为了疏通河道,不得不征用大量民力,一时怨声载道。

而边患,则始终是明朝的第一要务,两百年后,大清崛起,灭亡明朝,也是边患的放大而已。仅在世宗朝,就有多次犯边之事,因都城同为边城,举国上下,倾全力而退之,几无力做经济上的建设。

清朝的空间改造:皇宫的东北化

在物理空间上,女真人未对北京做大的改变,基本沿用了明朝故都,但在文化空间、居住空间方面,还是把女真人的生活烙印,用心地植入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

其一是改名。女真人入主北京以后,重修三大殿,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分别改称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把大明门改为大清门。皇城的正门——承天门,重修后改叫天安门。皇城的后门——地载门,改叫地安门。千步廊前面的青龙门、白虎门,分别改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后来的长安街,即由此得名。总之,通过改名来体现其文化意志、统治理念及对未来的某种期盼。

其二,是用女真人的生活习惯改造皇城。以目前故宫对外开放的坤宁宫为例。明朝时,坤宁宫的门开在正中,到了清朝改成门向东开。正门设在东次间,而不在正中央,门为板门,完全是东北民居的升格版。

与明朝最大的不同,是宫内放置了三口大锅,祭祀时用来煮肉,还放置了一个大的木头案子,在宫内杀牲后,奉在案子上进行祭祀。每逢大年初二会有一次大祭,皇帝会带着王公大臣参加祭神的活动,结束后一起在这里吃肉。坤宁宫三面都是炕,分别是坤宁宫的正堂北、西、南三面,叫万字炕,每有祭祀,皇帝和皇后要坐在炕上吃祭肉。按女真人旧俗,西炕只用来放供桌,不睡人。坤宁宫背后西北角,西暖殿的后面有个烟囱,这是满族特色,明代的紫禁城里没有一个烟囱。阎崇年先生说,“坤宁宫前头东南角有一个杆子,叫索罗杆子,就是满洲祭神、祭天的杆子,现在这个杆子没有了,沈阳清宁宫前头还有。这是满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象征。”凡此种种,女真居住者根据自己的生活习俗、民族信仰都进行了改造,以适应这座前统治者的宫殿。(责编: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