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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父亲感情极深,直到去世把父亲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背面写着:爹爹遗像

2021-04-06 00:38:04


1918年1月,正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接家中来信知道八伯父去世,十分悲痛,在日记中曾写下多情的文字,追念伯父并忧虑家中伯母的艰难…


周恩来和父亲感情极深,直到去世把父亲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背面写着:爹爹遗像

文/刘永辉

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洪流,可以说在他心中,始终是“大家”在“小家”之前,始终为祖国和人民奋斗着、拼搏着、奉献着。毕竟,他儿时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不过,周恩来也常说,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六亲不认。在这方面,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至孝情怀是感人至深的。

“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周恩来的生母名叫万冬儿,人称万十二姑。周恩来在1946年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曾深情地回忆说:“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孩子——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生母去世时周恩来只有9岁。从上面周恩来的追忆中不难看出他对生母的怀念之情。

在周恩来出生后,因他的叔父周贻淦去世,所以按照当时传统习惯将他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陈氏抚养。陈氏受过教育,不仅能做诗文,在周恩来5、6岁时就给他讲《天雨花》《再生缘》等书中的故事,这些也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留学日本时的日记中就记载有读母亲(嗣母陈氏)诗文并引起思念的文字:“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去世10年了,不知还想着我这儿子没有?”这多情的文字,今日读来仍是令人动容。

周恩来和父亲感情极深,直到去世把父亲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背面写着:爹爹遗像

◆抗战期间,身在重庆的周恩来。

可惜,周恩来的生母和嗣母在他11岁之前就已相继去世。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周恩来多次提到过这两位母亲。“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应该说周恩来这些话分析得很有道理。后来,1946年周恩来在重庆又曾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1950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为党内外干部作报告时也提到过母亲:“1946年5月,我从重庆到南京,南京离我的老家淮安只有300多华里,我很想回去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的两个母亲的坟……”说到这里,他禁不住声音哽咽、两眼盈满泪水。可是,因为周恩来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身份,不便回乡,留下终生的遗憾。

除了这两位母亲,周恩来小时候还有一位乳母。这位周恩来称为“蒋妈妈”的善良女性也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周恩来到天津读书后,她还曾借了高利贷做路费去天津看望过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向淮安赴京的亲友打听过蒋妈妈和她后代的情况。

“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

周恩来父亲名周贻能,字懋臣,在周恩来出生前两三年时更名为劭纲。周劭纲先生一生都是颠簸流离,走南闯北,四处谋生。虽然生活清苦,话语不多,但他这个人十分有主见,对儿子周恩来投身革命“从不阻拦,在内心里他是支持的”。他1931年到上海,曾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周恩来做过通讯联络工作。后来因斗争形势严峻,父子又分别了。

周恩来和父亲感情极深,直到去世把父亲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背面写着:爹爹遗像

◆周恩来的小皮夹中,一直装着他父亲的照片。

1938年1月,思念着父亲的周恩来写信给正在天津的周劭纲,希望他能来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而当5月老先生到达武汉那一天,周恩来正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先生曾对当天的情形有过具体、生动的描述:“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止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周恩来的赤子之心和至孝情怀。

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偶有小别,但父亲基本上是一直和周恩来在一起。1940年,周劭纲和一些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家属转移到重庆红岩。以后,他就一直没有离开红岩,这里也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在忙碌的人群中,周劭纲有些孤寂。周恩来工作纷繁复杂,也没有过多的时间陪老人,但他嘱咐办事处正在病休的张颖等工作人员,可以抽空多陪陪老人。

1942年7月,周劭纲生病发烧,后来病情转重。老人非常想见见周恩来,而此时的周恩来也因为小肠疝气复发,正住院治疗。考虑到他的病情,妻子邓颖超和身边工作人员并没有过多提起老爷子的病情。他还想着父亲的生日,在7月6日致邓颖超的信中写道:“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是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7号或11号,再过两三天出院,也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本天请人吃饭,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当然,周恩来十分牵挂父亲的病情。9日邓颖超致信周恩来,其中谈到父亲病情,虽然信末她说:“这几日我均在山上招呼,你可勿念。”可是,做为孝顺的儿子,周恩来又怎么能放心得下呢?他接信后茶饭不思,很是惦念,并于10日复信邓颖超:“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望精养。我这里默祷他的康宁。”之后又细致地指出:“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使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

周恩来和父亲感情极深,直到去世把父亲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背面写着:爹爹遗像

◆1952年,周恩来在西花厅与家人一起。

为什么引了这么一长篇的信函呢?因为字里行间表现一个儿子对父亲病情的关切,情感的真挚感人、关怀的细致入微,读来让人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可是,周恩来没有想到,就在他写信这天晚上,父亲怀着对儿子的思念永远地离开了。大家知道周恩来对父亲的孝顺,鉴于他的健康状况,怕他受刺激,所以邓颖超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商定先不告诉他。“纸里包不住火”,周恩来还是在13日这天知道了。在得知父亲已经过世,周恩来悲痛欲绝,恸哭不已。当晚他即为父亲守灵直到拂晓。

几天后,周恩来致电延安的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很快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在周劭纲老先生病逝后,蒋介石等国府要员和各界人士或致函慰问,或亲往致以悼意。《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就收录有一封以周恩来、邓颖超夫妻的名义致张申府先生的信:“申府先生道右:哀启者,先严弃养,承蒙友好姻亲多方吊唁,或劳玉趾,或辱瑶函,或赐挽章,或颁刍束,悼死慰生,无任铭刻。惟来以卧病之后,复当大事,心痛体弱,致未能一一登门踵谢,用答隆谊。惶悚之余,特函告罪,请恕失礼。哀此奉复,诸维矜察,并颂道安……”

即使在晚年生病住院期间,周恩来还曾对侄儿谈起自己的父亲。更须提及的是,周恩来一直将父亲一张不大的相片放在贴身的一个皮夹子里面,照片背面有他亲笔写的四个字:爹爹遗像。

“伯父对我恩重如山”

周家是一个大家族,周恩来儿时和青年时代,得到过诸多亲友的帮助,他对这些族中长辈也是十分孝敬,尽量关心、照顾他们的生活,尽一些孝心。

周恩来和父亲感情极深,直到去世把父亲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背面写着:爹爹遗像

◆1950年夏,周恩来兄弟三家与八婶(后排左三)在北京合影。

周恩来到东北求学,是四伯父周贻赓的意思。他在求学期间的费用,也由这位四伯父承担。而在东北的经历对周恩来又是至关重要的,他后来回忆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

他到天津以至后来在南开读书,也是因为四伯父工作调动到天津的缘故。应该说四伯父对周恩来是帮助和影响非常大的。周贻赓1933年病逝于天津,此时的周恩来当然是无法前往吊祭,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位在他人生里程中十分重要的四伯父。10年之后的1943年,他曾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周贻赓:“伯父对我恩重如山。”

周恩来和父亲感情极深,直到去世把父亲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背面写着:爹爹遗像

幼年周恩来在生母、嗣母去世后有一段时间是和八伯父周贻奎、伯母杨氏夫妇生活在一起(实际上是叔父、婶母,只是按照周恩来过继后的排序才称之为伯父母)。八伯父也曾教他和弟弟打算盘,所以,周恩来对他们夫妇感情很深。1918年1月,正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接家中来信知道八伯父去世,十分悲痛,在日记中曾写下多情的文字,追念伯父并忧虑家中伯母的艰难……

杨氏,晚辈称为“八太”。八太在周恩来两位母亲去世后对他非常关心。建国初的1950年,八太曾带着孙子来京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常去看望她,并陪老人家游览了颐和园。1953年,八太到北京看病,又住了些日子。就八太治疗等事,周恩来三次致信淮安地方政府,指示对于伯母的治疗,在县里人民医院治疗即可,不必转到外地,同时,医疗费用由他这里出。信中还指出:“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贰佰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在(再)补钱去……”后来,伯母去世,周恩来在致淮安地方政府的信中除表示感谢外,还特意补寄了二十五元垫支款。这些,当然远不止这些,都真切地表明周恩来对伯父伯母,尽了一份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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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与周嵩尧在西花厅合影。

周恩来还有位做过袁世凯秘书的六伯父,名叫周嵩尧,原名周贻良。他早年中全县第一名秀才,并经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颐和园集体召见面试,委为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也曾在江苏督军李纯处任秘书长,其间平息了江、浙两省一场军阀战争。在袁世凯称帝时,他也曾上书劝说袁世凯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应该说这位六伯父在周恩来心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毕竟他经历过风雨,在政治上也比较有远见。否则周恩来也不会在刚刚建国的1949年12月就致信邀请六伯父来京。

周嵩尧1951年被中央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继续发挥着余热,但他后来想回浙江绍兴看看。可是,周恩来考虑到当地政府会对老人家有所照顾,也必将给地方带来一些麻烦,未能同意,劝解老人家别回去了。六伯父通情达理,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打消了返乡的念头。虽是如此,周恩来对老人家的生活是十分关心的。1952年3月,周嵩尧的独生子周恩夔去世。周恩来体谅六伯父的心情,特意将其喜爱的曾孙周国镇由扬州接来北京陪伴他。并且在老人家80大寿的时候,在西花厅设家宴为老人家祝寿。更为难得的是,周恩来还亲自下厨做了老人家爱吃的两个菜……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对长辈一直是十分尊重、孝顺,在不违反组织原则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尽量尽到晚辈的义务和责任。在这一点,周恩来堪称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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