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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中,德国的孩子们不仅仅是见证者和受害者

2021-04-06 03:21:54


每次回顾自己的童年,凯特琳·蒂勒(Katrin Thiele)都无法将幸福的记忆与有关纳粹德国的报道画等号,她无法相信:“所有我曾经认识的纳粹党人都是我曾经热爱过的人呢,真的是人们后来描述的让人憎恶的野蛮人吗?


每每谈起战争中的孩子,大家总会觉得孩子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使得德国的一切都卷入了战争当中。要研究那样一段历史,研究当时德国的孩子们是特别适合的对象。英国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塔加特研究了纳粹统治之下的孩子们的生活。他打破了孩子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以及战争是“心理创伤”的刻板印象,给我们讲述了战争中成长的那代人扣人心弦的故事。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亲历纳粹》,有所删节。

在二战中,德国的孩子们不仅仅是见证者和受害者

《亲历纳粹》,[英]尼古拉斯·斯塔加特著,卢欣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11月版。

原作者 | [英]尼古拉斯·斯塔加特

摘编 | 徐悦东

为何许多战时的德国孩子觉得很难与父母沟通?

每次回顾自己的童年,凯特琳·蒂勒(Katrin Thiele)都无法将幸福的记忆与有关纳粹德国的报道画等号,她无法相信:“所有我曾经认识的纳粹党人都是我曾经热爱过的人呢,真的是人们后来描述的让人憎恶的野蛮人吗?”像身边许多同龄孩子一样,凯特琳完全无法将确凿的集体屠杀证据与纳粹主义理想画等号,她曾经被“灌输必须有一颗敬畏心,勇于为责任自我牺牲和奉献等观念”。

就凯特琳的情况来说,战争的结束将一个稳定舒适的家庭瞬间撕裂。过去十二年,她父亲一开始是个纳粹公务员,后来成了德国国防军军官,因此遭到美国军警和德国民警双重追捕。逮捕和拘押父亲的那些原因,凯特琳根本弄不懂,随后三年,父亲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

与此同时,凯特琳的母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生在伦敦——和两个孩子一起被“遣返”到他们成长期间一直想当然的敌国。1946年,年仅10岁的凯特琳离开德国,前往英国生活。一夜之间,她完成了从凯特琳·蒂勒到凯伊·诺里斯(Kay Norris)的转变。随着名字的变更,凯伊还得学会如何做个英国在校女生,在语言、民族认同、闲聊话题、社会关系诸方面迎来彻底改变。战争爆发时,凯特琳只有3岁,她大部分记忆与战争有关,那些记忆必须紧锁在内心深处,直到她可以比较安全地回溯和一探究竟。

尽管后来父母离了婚,凯特琳仍然得到两次机会,前去看望父亲,她试图弄清一家人突然四分五裂的原因。1949年圣诞节假期,当时13岁的凯特琳和哥哥乌多(Udo)与父亲及其新婚妻子一起过了个周末。从许多方面说,这是一次幸福的重聚,同时也让她深为震撼。早在三年前,告别德国之际,她对德语的掌握和对父亲的眷恋已经终止。这几年在英国学到的新概念和新想法,她已经无法用德语表达,而父亲好像更愿意接受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那种小女孩的样子。

父亲的真容与她许多回忆和各种想象里的样子相去甚远。那个棱角分明、思维敏捷、一身戎装、嘴边总是挂着为了主义献身的男人不见了。她曾经想象,服刑两年的父亲会垂头丧气,一脸无望,还好,他不是那样。相反,和以前的父亲相比,眼前的男人头发开始稀疏,更加世故,体重超标,不过,他好像不需要凯特琳帮助。他已经重新组织起自己的生活,找到一份好工作,在哈尔茨(Harz)山区有个漂亮的房子,还跟一个美丽的女人住在一起——世交家庭的一员——长期以来,那女人一直很崇拜他。

凯特琳意识到,她已经无法猜透父亲的信仰,父亲曾经非常用心地将思想深处的观念灌输给孩子们,那些观念都到哪去了? 1956年,在牛津大学上学期间,凯特琳利用第一个暑假前去看望父亲,她发现,双方不约而同地、动情地再次回到“爸爸和小女孩”的状态。至于父亲从前的纳粹背景,凯特琳发现,他仅仅对第三帝国留有深深的眷恋,尤其是在军队那个阶段,但他断然否认了对犹太人实施的大规模的屠杀。

那时父亲已经在加拿大定居,好像已经有了一系列新目标,成了德国移民群体中一个努力工作、雄心勃勃的新成员。凯特琳感觉自己被误解了,父亲似乎意识不到,自己的女儿依然真心相信他曾经灌输给她的那些美德。当时她仍然认识那一串德文说教,例如Pflicht、Treue、Wille,为Volk服务——义务、忠诚、意志、为国民服务——这些行为准则用日常英语解释就是责任担当、为人正直、意志坚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父亲却嘲讽女儿是个爱做梦的理想主义者!正如身在大西洋两岸两个英语国家的这对彼此牵挂的父女一样,造出纳粹德国的一代人和纳粹德国造出的一代人已经渐行渐远。

在二战中,德国的孩子们不仅仅是见证者和受害者

希特勒青年团在制作模型,1942年作

与凯特琳想象的不一样,从某些方面说,她的体会与留在德国的同代人没什么不同。许多战时的德国孩子同样觉得很难与父母沟通。一些父亲经历过1939—1945年的战争,或经历过战俘营,与这样的父亲交流感情尤其困难。许多话题成了20世纪50年代德国家庭的禁忌,第三帝国在孩子一代身上刻下的标记最深。

回顾童年记忆时,将纳粹十字标记带往欧洲各国的那些男女反倒不受纳粹符号和口号的束缚。与凯特琳的父亲一样,许多人认为,在战后的生活中,只要不为追求功名,与他人分享这些价值和追求,并没什么大不了。在人生成长最快的年月,除了总会有人在耳边反复唠叨,如好好洗干净、穿衣要整齐、说话要礼貌,反倒是这些人的孩子没见过大世面,还经常接受纳粹各种价值观和说法的洗礼。

不足为奇的是,这代人中的一些成员必定会认为,每次与父母那代人大力打造的战后世界严重对立,都会威胁到他们的身份认同,即,他们自认为负有责任。对许多人来说,留在东德和西德的新政府机构里尽职尽责,继续为他人服务,这么做理所应当。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初,凯特琳才开始回溯和调查自己的身世。在同代人里,像她这么做的人并不少。无论是纳粹同党的孩子,还是在各犹太人区和集中营里亲历过“最终解决方案”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孩子,往往退休后才开始思索,平常对儿女们闭口不谈的那些事,以什么方式讲给孙辈们最好,他们这才开始撰写回忆录。

战后,摆脱原有的国籍、语言远不如摆脱内心的道德绑架那么困难

1988年,西德的标志性事件是“水晶之夜”五十周年纪念,以纪念1938年11月9日晚间纳粹党人针对德国犹太人的大屠杀,那晚发生了群体暴力和屠杀,烧毁了许多犹太教堂,抢劫了许多民居和商店,那次事件导致近百人死亡,25000犹太男性被送往集中营关押。

1988年,西德政府以一种畏首畏尾、笨头笨脑的方式发动全国纪念这个周年祭日,导致全国许多地方跟风。纪念期间,德国南方著名记者洛雷·沃尔布(Lore Walb)深受困扰,她梦见犹太人的频次比平常高出许多。在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境里,她再次成了年轻的学子,回到了战时的海德堡(Heidelberg)。一个学生时代的犹太同学突然出现在她家门口,哀求要到她家待一两天。每次都没来得及做出决定,洛雷·沃尔布就醒了。

她是纳粹党徒的女儿,这确凿无疑,走出战争时,她没受过任何伤害,很快便在德国南方找到一份广播行业的职业。

到了1988年11月27日,也就是纪念“水晶之夜”各种重要活动过后不到三周时间,洛雷·沃尔布开始在日记里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梦境。她又一次成了青年女子,与一个脸形消瘦、面容端庄、留着显眼的山羊胡、身穿长大衣、头戴宽檐帽、年龄较长的男子并排走在大街上。她伸出一只手,搭在那人瘦骨嶙峋的肩膀上,头枕在手背上,内心夹杂着解脱和喜悦,几乎带着哭腔说:“真高兴看见你回来。”

犹如许多搭载着希望的梦境,洛雷·沃尔布的睡梦提出了问题,而非解决方案。犹太人并没有回来,她无法请求他们谅解,也没有完成自我评估或原谅自己,这名69岁的退休人士不仅没有将生命中这一篇翻过去,反而用沉重的、试探性的口吻道出一句:搭上车“一站又一站驶向回忆的旅程”。

洛雷·沃尔布的旅程等于借助媒介公开承认内心深处的自我剖析,通过这件事,这名上年纪的女士重读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日记,并加以评论。家庭影集里有一张1932年的照片,它记录了那一傲人的时刻,那时,当地体育馆挤满了人,在25000 人注视下,她站在元首前边,当时她还是个13岁的少年。

接着是1933年11月,她又一次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在希特勒啤酒馆暴动十周年庆典上,她背诵了一首诗,当时教育界几名最高官员都是现场听众。战争爆发时,洛雷·沃尔布开始了大学学业。1940年6月,像身边的每个人一样,她也庆贺了法国战败,当年她也认同对英国的普遍仇恨,因为英国人毫无必要地拖延战争。“这一次,元首不该太仁慈,”这是当年6月17日她日记里的原话,“应当向英国人发出最后一次强烈警告——已经有这么多国家被卷进来,所有不幸和苦难都是他们的罪过。”

重读过去的日记时,洛雷·沃尔布意识到,当年她接纳和使用一些重要的纳粹宣传口号,内心深处并无抵触。对苏联的进攻开始后,在朋友圈里评论男孩们的战死,她多少有些轻描淡写,反而重点落笔他们为之赴死的事业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重要性。她的日记页面上充斥着各种老生常谈,例如“布尔什维克”“俄国准人类”、对抗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日本难以置信的胜利”,以及她自己的一些想法,例如怎样赢得妈妈的欢心,妈妈才会同意她攻读博士;她对东线挨冻的德国士兵们的同情,等等。

在二战中,德国的孩子们不仅仅是见证者和受害者

《德国青年战争文库》杂志封面,轰炸考文垂

在每次转折点,她都会从媒体上抄录一些她需要的,紧扣历史事件的关键句,将戈培尔的口号和警句稍加修改,就成了她自己想出来的句式。半个世纪后,经过另一个时代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和真理的熏陶,与她亲历的表面波澜不惊的纳粹过往形成了对立,让她在道德层面深感震惊。

凯特琳·蒂勒认为,战后,摆脱原有的名字、国籍、语言远不如摆脱内心的道德绑架那么困难,洛雷·沃尔布的日记提供了大量佐证这一点的证据。战争即将结束时,闻说为避免进一步流血,自己的老家向法国人投降了,洛雷·沃尔布在日记里表达的是失望,而不是解脱。无论她笔下写出了什么,她内心深处仍然崇尚忠诚和为国牺牲那样的浪漫。

各地方当局最终挂出白旗时,她感到“无比丢人和受辱”。在1945年4月26日的日记里,她记述如下:她为“在前线漫无目标浴血奋战好几年目前仍在战斗的上千万士兵”感到悲哀。那一刻,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每当洛雷·沃尔布尝试反思战后数十年了解到的情况,可惜她日记里没有这类记载——例如战时最后几个月,成千上万集中营营员被他们的“捉拿人”驱赶进“死亡队列”,这么做越来越没有意义——她总会一个接一个想起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所处的困境。不过,每次回想战争,记忆唤回的总是那些死去的德国男青年的面庞,例如鲁尔夫(Rolf)、京特(Günther)、格哈德(Gerhard)和海因茨(Heinz)兄弟俩,以及她曾经的男友瓦尔特(Walter),他在战争最后一周死去。不仅如此,像1909-1929年出生的众多女性一样,洛雷·沃尔布还有一个记住他们的理由,她们无人可嫁。

亲历战争的孩子们的负罪感

1988年3月, 马丁· 贝尔高(Martin Bergau) 前往科隆(Cologne),参加战时的孩子们组织的一场平静的周末聚会,他们都已届中年。那是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成员都来自位于桑兰半岛(Samland Peninsula)的帕姆尼肯(Palmnicken),那地方曾经是东普鲁士的一个镇。1945年,他们中的多数人在苏联红军抵达前逃到了西方,其他人随后逃了过来。

这群人里的一个女人让马丁·贝尔高回想起1945年初,在生死攸关的最后几天亲眼见证的那些事,当时他还是15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那女人的母亲是贝尔塔·普尔沃(Bertha Pulver),那名母亲曾经藏匿过一个犹太女人,后者是集中营营员——主要是犹太人——大屠杀事件幸存者。在地方军事组织民兵协助下,党卫军将这些人带到冰封的波罗的海沿岸。

后来,党卫军和地方军还一起追捕过抵达海边后逃跑的一些犹太女人。作为受党卫军指挥的武装民兵成员,马丁·贝尔高和一些希特勒青年团朋友在一座废弃的矿山协助看守列队的犹太女人,那些女人成双成对被带往房子背后。马丁·贝尔高可以听见两个负责杀人的党卫军人员开枪的声音。末了,队列变得特别短,跟随队伍移动的15岁的马丁·贝尔高也来到房子背后,他往行刑场望去,看见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同伙手握一把左轮手枪,在横陈的尸体中走来走去,向每具有动静的尸体开枪。少数逃过寒地屠杀的女人躲过追捕,最终活了下来,其中一名正是贝尔塔·普尔沃曾经藏匿的青年女子。

偶遇贝尔塔·普尔沃的女儿,促成马丁·贝尔高动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以记述那些战争岁月,以及他在苏联战俘营度过的三年。在如今的德国,有一种说法是,从未听说也从未见过真正的集中营和杀戮,这种说法依然盛行,与这样的反射性反应相反,专门针对集中营囚犯的屠杀无论多么不堪,马丁·贝尔高执意将其收入他的记述。他还给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档案馆写信,索要幸存者证词,他把这些证词都列进了回忆录一个专门的附录里。他的书没有进入畅销行列。

在三位德国回忆录作者中,马丁·贝尔高是唯一在残酷的战争收尾阶段依然是懵懂少年的人,他的成就是,按照纪年记述自己参与德国事业时的内心感受,而非深入探其究竟。洛雷·沃尔布的负罪感源于如下认识:当年还是天才少年和年轻女人的她竟然将自己的全副身心奉献给了纳粹的各种教导和众多目标,直到战争结束仍然执迷不悟。

随着年龄的增长,凯特琳·蒂勒的负罪感越来越深重,这并非由于战争期间还是小孩的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她想到,真没准儿父亲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才遭到逮捕。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们开始约谈第三帝国时期的孩子们,他们最关注的也是探索马丁·贝尔高、洛雷·沃尔布、凯特琳·蒂勒试图说清的罪恶感。然而,他们更有兴趣打听孩子们对父亲们在战争期间所作所为的反应,而非孩子们自己的各种体会。

在二战中,德国的孩子们不仅仅是见证者和受害者

胡戈·R,11岁,《关于犹太人》1938年11月作

在所有战争中,孩子总是受害者。与其他战争唯一的不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这毋庸置疑。反映大屠杀的最著名的照片有好几幅,其中之一是某个孩子在枪口下高举双手走向位于华沙犹太人区的乌姆斯拉格(Umschlag)广场。那孩子只是因“最终解决方案”消失的110万孩子之一,在被占的波兰和苏联境内,成千上万的孩子遭到士兵和民兵枪杀。

在整个欧洲各被占地区,尤其在欧洲东部,饥荒和疾病还杀死了高龄的人和年龄特别小的人。1945年,在汉堡(Hamburg)、德累斯顿(Dresden)、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达姆施塔特(Darmstadt),以及其他许多德国城市,孩子和母亲们一起死于熊熊燃烧的城市大火,要么就冻死在德国平民大逃亡期间从西里西安(Silesia)绵延到东普鲁士沿线冰天雪地的道路上。

随着战争记述的增加,孩子们遭受的那些苦难渐渐为人们熟知,相对来说,其他方面却依然不为人知。不过,20世纪90年代成了分水岭,退休后以及自己的孩子们成人后,许多人写出了回忆录。奥地利的孩子们如此,犹太人的孩子们亦如此,整个战争期间,前者一直和母亲们厮守在一起,后者在大屠杀期间失去了所有家庭成员,对于战时年龄更小那代孩子来说,20 世纪最后十年也是他们讲述战时经历的时代。

通过2002年问世的三本书,德国人遭受苦难的规模重新成为德国公众的主流话题。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所著《柏林:帝国覆灭记》(Berlin: The Downfall)让战争末期苏联士兵对女性的野蛮行径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议;京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小说《横行》(Crabwise)让人们看到了大逃亡的场景;约尔格·弗里德里希(Jörg Friedrich)所著《火焰》(The Fire)则聚焦于对许多城市的轰炸。

三本书的主题都不是第一次出现,不过,这一次,每本书都抓住了德国公众的想象力,一定程度上,以前的同类书籍从未遇到这种情况。仅以约尔格·弗里德里希为例,他用来描述德国人战时遭受苦难的词语可与其他人描述大屠杀使用的词语类比,他还把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描绘成“战犯”,将令人窒息的地下防空洞比作“毒气室”,提到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特别行动队时,那些队员好像都成了党卫军杀手。屠杀犹太人,德国人罪责难逃,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公众舆论,因而大多数评论家认为,约尔格·弗里德里希使用的词语不可接受,他们强烈反对所有将德国人的苦难与犹太人的苦难画等号的企图。

不过,约尔格·弗里德里希使用的其他词语,尤其是反复强调德国人无辜、受害、创伤的词语,却得到广泛认同。这给新近出版的基于采访战时的孩子们的一小批书籍定了调。采访者第一次希望战时的孩子们讲述自己的经历,而非他们对父亲们所作所为的反应,如今父辈中的多数已经离世。在一片“打破沉默”的呼唤中,新书突出的内容已经变成经历战争、轰炸、逃亡、饥饿的孩子们的至暗时刻。让无辜的德国孩子们就遭受的苦难发声,可以让他们的回忆类似于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还可以通过“授予”受害者更高的道德站位和政治认同开辟一片新天地。

二战到底对当时德国的孩子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统治下的孩子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急于弄清如何才能再次体验这种感受期间,我意识到,有必要对当代资料里那些成人对自己儿童时代的回忆去伪存真。我们如何鉴别什么是完整记住的,什么是忘掉后找补回来的?我们如何知道孩子们对当初那些事件都赋予了什么意义和价值,或者,当初孩子们身边的成人都鼓励他们作何种感想?

过去十年间,我一直在努力搜寻和研究孩子们的作业、青少年的日记、疏散营地寄出的信件、写给在前线作战的父亲们的信件、从少管所和精神病院寄出的信件、捷克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区和德国黑森林地区村庄里的孩子们制作的艺术品,以及大人对孩子们玩游戏的描述。这类资料往往是碎片式的,它们活灵活现地映亮了孩子们活动的某些侧面,而其他方面依然龟缩在阴影里。这些东西尤其珍贵,因为它们嵌入的是以当年的形式展示的经历和情感——而非人们事后记住的形式。

小说家们可以“感知”创作对象经历的各种事情,历史学家们却不可以。小说家可以操控作用在角色身上的感情逻辑,历史学家却需要牢记,真实世界的主人公们的生活究竟公开了多少真实。另外,面对铺天盖地的不完整的资料,小说家们没必要检测自己鉴别真伪的各种直觉是否靠得住。这里提到的局限性让历史学家们用完全不同的品位理解历史,另外,我早就认识到,必须时常提醒自己,各种证据不是用来恰到好处地支撑历史学家们想要的那些论点,而是用来不断地质疑我们以为已经掌握的事实。这些都至关重要,如若不然,后人无法用战争经历和大屠杀经历撕碎的各种社会残片拼凑出合适的形态。

前述大部分毁灭完全是有意为之:纳粹党人启动的是乌托邦式的德国殖民化愿景,孩子们在其中会得到拯救还是诅咒,需根据他们的种族价值决定。不过,先不管孩子们到底经历了什么,“重建”在他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本身就是复杂的和精细的任务。它还包括打破学术禁忌。鉴于对历史本真和道德公正的追求,很久以来,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们普遍各有专攻,要么研究那些受害者,要么研究那些加害者。不过,正如研究纳粹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后来渐渐认识到的,当年大屠杀弥漫德国社会之际,像洛雷·沃尔布一样的人竟然对其几乎完全视若无睹。

在二战中,德国的孩子们不仅仅是见证者和受害者

卡林·伊索尔德·莱曼,12岁,《家》,1945年作

除非我们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生命和观点置于同一个框架内,我们无法理解战争强加给这些人的转变达到了什么程度。由于第三帝国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孩子们的命运,对于那样一段历史,孩子们是特别合适的研究对象。孩子们将“异常”当作“正常”,这种能力揭示,纳粹主义深入社会有多深,这一政权将孩子们划分为注定会统治他人以及注定会服侍他人的两拨人,这背后的实质是,什么人可以生存,什么人必须死亡。

孩子们的各种经历值得后人透过种族和民族划分去理解,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其中的相同,而是因为其中的极端反差,这会帮助我们认清纳粹的整体社会秩序。就这场战争而言,孩子们既不是沉默的见证者,也不是受伤的见证者,更不能轻言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们也生活在战争中,在战争期间玩耍和坠入爱河,这场战争侵入了他们的想象空间,这场战争让他们怒由心生。

原文作者 | [英]尼古拉斯·斯塔加特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 | 王青

导语部分校对 | 王心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