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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完造:三次协助鲁迅避难,62岁被遣返日本,74岁死于中国

2021-04-06 08:20:38


鲁迅与内山完造等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特殊时期身在中国的日本书店老板,竟也在帮助左翼文人的同时,努力保护无辜的中国百姓——“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上海日侨态度激进。


“内山完造是鲁迅最好的外国友人”,这句话没有任何人会质疑。

鲁迅此生的最后一封信系写给内山完造;生前负责给他治病的医生也是内山完造介绍的须藤;鲁迅死后,内山完造是八名治丧委员会成员之一……

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关系好到令人吃惊的其中一个表现是:鲁迅素来与世人均无往来的原配朱安,竟然会在晚年生活艰难时写信给内山完造求助。

早在朱安给内山完造写信的17年前,即1927年10月5日,鲁迅和内山完造便有了第一次见面。当天,是鲁迅自广州到上海的第三天。

那天,内山书店顾客很少,鲁迅自东侧门走进店里时,内山完造和妻子井上美喜都坐在店里。

鲁迅那日穿着一件粗布长衫,脚穿一双胶底的白布鞋,鞋的两侧已不那么白了;他头发稍长,蓄有一点胡须,嘴里咬着一个竹烟斗。

内山完造:三次协助鲁迅避难,62岁被遣返日本,74岁死于中国

鲁迅

不用说,鲁迅当日的打扮不像是能买得起书的模样。要知道,当时一本书得要一二元,可鲁迅那一身行头加起来怕是也不到两元。

可是,让内山夫妇没有想到的是,大致围着书架巡视了一遍后,这个打扮普通的男子就开始选书了。只一下子的功夫,他就挑选了十几本:合计50多元。

5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数,根据后来内山完造的回忆:“50多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内山书店一天的售书额了。

但当天,鲁迅和内山完造虽都注意到了彼此,两人却并没有说话。

五六天后,鲁迅再次来到了内山书店,内山夫人认出后忙悄悄告诉了丈夫。于是,内山完造便在鲁迅到店后与他热情地攀谈。

从鲁迅当时对内山完造的反应便可看出:他很愿意结交这个小老板。

其实,早在第一次逛内山书店时,鲁迅便断定,这个书店老板不是一般人,因为该书店的书籍是别处根本买不到的,更加让鲁迅诧异的是,这个书店竟然还卖进步书籍。

对于鲁迅而言,日本人能在中国开书店已是不易,能开到如此规模且如此对他胃口更加是难得。所以,在那场愉快的闲聊后,鲁迅便打算与内山完造深交了。在当天离开书店时,鲁迅直接将自己的住址“东横路景云里23号”给了内山完造,并请他把自己这次挑选的书送到家里。

记下地址后,内山完造很自然地问:“您贵姓?”鲁迅答:“周树人”。内山听完后当即大吃一惊:“您就是鲁迅先生?”

当内山完造喊出鲁迅笔名时,鲁迅也当即吃了一惊,但他很快就收起了脸上的惊讶点了点头。那天鲁迅离开时,内山完造一直用满是崇敬的眼神目送这个背影离去。

内山完造知道鲁迅的真名并不奇怪,因为两人结识时,他已在中国上海开了十年的书店,他对中国文人和社会的了解甚至比多数中国人还要多。

内山完造:三次协助鲁迅避难,62岁被遣返日本,74岁死于中国

内山书店早在1917年就成立了,成立之初,它仅仅只是内山夫人美喜一个无聊时的打发。所以,最初的内山书店杂乱无章,当时他们的住所和书店还连在一起,内部空间逼仄得可怜,根据史料记载,初时的内山书店是这样的:

“一楼有一间 8 张草席大小的木房间和铺有 3 张草席和式房间( 带厨房) ; 二楼有 11 张草席大小并带有一个三角形的小房间。”

最初,在经营上,以内山夫人家庭副业形式诞生的内山书店也非常单调:它仅卖基督教方面书籍。

内山之所以专门经营基督教方面的书籍,是因为内山完造和妻子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书店开办后不久,随着日本经济的增长,日本人开始走出国门来到海外,当时仅来上海寻找机会的日本人就以每年上千人的数量增长。

而内山完造所在的地区,正是日侨的高级住宅区。越是经济收入高的人群,其对文化的需求便也越强烈。所以,慢慢地,内山书店的生意竟越来越好了。

内山完造是个商人出身,所以,他立马意识到:开书店是大势所趋。于是,1924 年,内山完造便买下了魏盛里临街的一所房子,作为独立的书店经营场所。

期间,内山书店不仅经营范围迅速扩大,且职能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隔一段时间,内山书店便会聚集无数文艺爱好者,他们在这里聊天会客、谈论诗歌文学,有人甚至还专门到内山书店举行小范围的讲座。

内山书店能吸引如此多中日文化界人士,除了内山经营有方外,还与内山提供的图书资料丰富、书店环境舒适等各方面有关。

内山书店能迅速在上海发展壮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内山是一个极其有仁爱之心的老板。这让他的书店在不知不觉间积累了良好口碑,和极好的人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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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完造老年

当时,中国流行人力车,上海的人力车夫更是多如牛毛。每年夏天,往往都是人力车夫最难熬的时刻,因为天气炎热加上劳动强度大,人力车夫往往会在午后渴得发不出声音来。

基督徒内山完造见了自然难免心生怜悯,为了让他们在夏天能喝上一口清香的茶水,内山便在书店门口放了一个洋铁的茶桶。他先是投入一大袋茶叶,再从上海弄堂的“老虎灶”买来开水沏上给人力车夫解渴。

内山书店门口有茶喝的事儿很快被所有人力车夫都知晓了,于是,夏日每天来内山书店门口排队喝茶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有时候,内山书店门口一天竟能喝掉三石三斗茶。

为了经营考虑,内山完造还定期在书店内进行文艺漫谈会,所谓文艺漫谈会,又称‘上海漫谈会’:其没有规则,也没有特别会员,参加者就当时中日政治、文艺等问题自由地漫谈。

内山完造在内山书店中开设“漫谈会”后,内山的影响力也慢慢有了。

因着这些缘由,鲁迅1927年来到内山书店时,该书店已经小有名气了。虽然没有资料显示鲁迅初次内山书店是否是偶遇,但他极有可能是事先听闻过内山书店相关而前往购书。

根据后来公布的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初次前往内山书店时的记载如下:“往内山书店买书四种四本,十元二角。”只一个“往”字,便十分清晰地看出鲁迅初次前往内山书店并非偶然,而是刻意为之。

内山完造并不知道,鲁迅进店后,他的书店又将在职能上迎来一次革命性的大改变。

鲁迅与内山相熟后,他们之间的往来便非常频繁了。有时候,鲁迅一天竟要两次前往内山书店。自然地,很多时候,鲁迅是前往内山书店和内山完造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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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鲁迅,右一内山完造

两人能如此谈得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除了是书店老板、基督徒外,内山完造自己也和鲁迅一样是一个作家。

内山完造先后出版过《中国的民情习俗》《上海漫语》《花甲录》等随笔集。后来,鲁迅甚至还为他写的《活中国的姿态》做过序。在序里,鲁迅写到: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

可以说,内山完造与鲁迅的感情,早已超出了一般朋友的范畴。随着鲁迅对内山完造的日渐信任,内山书店也开始慢慢变成了鲁迅遇险时的避难所了。

1930年,鲁迅因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身处险境,遇险后,许广平等不得不到处为鲁迅寻找安全住所。可多次觅房后,他们也没能找到一处合适的地儿。最后,内山完造不得不把友人拉摩斯公寓的空房用作了鲁迅的避难所。

为了掩护鲁迅的安全,内山完造还特地在门口挂了一个自己的名片。

1931年时,鲁迅又因左翼作家柔石被捕受牵连,这一次,协助鲁迅避难的依旧是内山完造,他将鲁迅放在了友人经营的花园庄旅店避难了39天。

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发动了进攻上海中国守军的事件,史称“一二八事变”。行到此时,中国和日本关系便走到了极其紧张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爱国文人的鲁迅自然也受到影响。

因为鲁迅的北川公寓寓所遭到枪击,鲁迅不得不先后在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支店和大江南饭店避居了49天。

内山完造:三次协助鲁迅避难,62岁被遣返日本,74岁死于中国

鲁迅与内山完造等

一次次在内山完造安排下成功避难后,鲁迅对这位老朋友的信任便也更甚了。在鲁迅的眼里,内山完造俨然已经成了同道人一般的存在,即便:内山是敌国的人。

1932年11月10日,鲁迅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后决定北上省亲。当日下午,鲁迅便匆忙地前往了内山书店辞行,走之前,他对内山完造“托以一切”。只这四个字便可见鲁迅对内山完造之信任深重。

鲁迅对内山完造的信任从未受过一丝影响,即便残酷的战争让两个挚友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敌对状态。

鲁迅在中日关系极其紧张时依旧信任内山完造的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山是个反战主义者,而内山的反战自然也和他信奉基督教有关。

内山完造与鲁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也或多或少有着一致性,内山完造曾在日军开始侵略中国后公开说:

“战争本身有悖常理,所以我反对战争,我特别反对凭借强大军事实力侵略弱国的行为。中日战争中,日本宣传战争和文化并重,至少摆出了这种姿态,我依然反对。战争会破坏文化,不可能建设出什么文化。”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内山完造是一个极度痛恨战争的基督徒。

中日处于敌对状态后,内山完造依旧极力保护中国左翼文人,他也不断利用自己的书店宣扬先进思想,这些进步书刊里,甚至有不少都与抗日有关。

也因为此,1934年8月,内山书店职员周根康、张荣甫因参加进步组织被捕了。此间,为了保护鲁迅的安全,内山完造把他安排在了千爱里三号寓所避居了25天。

在保护鲁迅人身安全的同时,内山完造还在白色恐怖下努力保护鲁迅的藏书。他甚至为鲁迅在上海溧阳路1359号租赁一处藏书室,门口挂着内山书店职员镰田诚一的名牌。

除了鲁迅之外,内山完造还掩护了无数其他左翼文学界人士,其中就包括郭沫若、陶行知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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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内山完造等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特殊时期身在中国的日本书店老板,竟也在帮助左翼文人的同时,努力保护无辜的中国百姓——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上海日侨态度激进。他们想借用日本军部武力镇压抗日运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与日本军部及其爪牙右翼分子展开了合作。

于是乎,包括鲁迅弟弟周建人在内的普通中国市民竟被日方抓起来了,内山完造见状当然不肯见死不救。为了解救他们,内山完造频繁与日方负责人接洽,他甚至用自己的人格担保说“这些人只是内山书店的客人”。

为了能解救他们,期间的内山甚至不断在店内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日本军人。最终,在内山的活动下,周建人等无辜的中国人被释放了。可内山却因为频繁和日军打交道、且给他们烧制饭团,被很多人看成了是帝国主义的同伙。

内山完造甚至还因为这一系列的事,被污蔑为了日本政府的间谍,污蔑者还说:“每次与鲁迅等会面后,他(内山)都会把相关情况报告给日本情报部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内山完造的日子自然不好过。

内山完造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鲁迅也承受着压力:很多人甚至因为鲁迅与内山完造关系密切,而将鲁迅定义为“汉奸”、“叛徒”。

鲁迅从来是个坚定的自我主义者,他的种种作为都很少会受外界的影响,所以,对于外界的猜忌,他一直以沉默应对之。鲁迅在沉默的同时,依旧继续与内山保持着亲密交往。鲁迅甚至还将具体应对方式,教给了内山完造,依据这些法子操作后,内山完造果然成功度过了“间谍”危机。

后来,内山完造在《我的广告策略》一文中说:

“那是中日关系日趋恶化时的事情了,说我是日本政府的间谍,外务省的走狗等。……这多亏了鲁迅先生教给我的‘忽视战法’。”

鲁迅如此费心地帮助内山完造,其实是他对内山极度信任的一个体现,正如他所说,他一直认定:“他(内山)是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

无疑,从鲁迅对内山的这段评论便可知:在他眼里,内山一直和他初见时的内山一样,是一个极其简单且纯粹、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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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内山完造等

人和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莫过于此了:“即便后来横亘在两人之间的是国家、民族利益,可我们也依旧能坦然如初见。”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出现后,当时的内山书店除了充当鲁迅的避难所、文人聚集地外,还成了鲁迅用文字进行战斗的一个战场。

内山书店一直发行进步书籍,鲁迅进步著作《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被禁售后,内山书店依旧顶着各种危险出售这些书。当时的内山还代售了鲁迅自费出版的《铁流》等6种文学读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不是内山书店,鲁迅的左翼思想读物,将不可能如此顺畅地深入到广大的人民群众里。而鲁迅与众多左翼文学家也不可能如此自如地接洽上。

鲁迅遇见内山完造是大幸,内山完造遇见鲁迅,何尝不是如此呢!

可天下终究没有不散的宴席。

1936年10月18日,内山完造刚刚醒来后不久便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如他所料,门口站着的是鲁迅的同居对象许广平。见到内山完造后,神色有些慌张的许广平便将一个便条交到了他手里。

内山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老板阁下,很意外,从半夜起又开始哮喘起来……下午的漫谈会来不成了,请见谅。请你给须藤先生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看一下,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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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留给内山的最后一张便条

看到上面有无数涂改痕迹后,内山完造心里便咯噔了一下,他知道:这次情况极其危机。

给须藤医生挂完电话后,内山完造便急急地跟着许广平来到了离他们住所不远的鲁迅寓所内。见到痛苦地蜷缩成一团的鲁迅后,内山完造赶忙亲手喂鲁迅吃了药,之后,他又亲自替他按摩背脊缓解他的痛苦。

给鲁迅按摩时,内山完造十分小心地拿捏着力度。待舒服一些后,鲁迅便对内山完造说:“我苦得很啦!”听了这话后,内山心里也一阵难受。他只得安慰鲁迅说:“须藤医生马上就到。”

须藤医生到了后,内山也依旧迟迟不肯离开鲁迅的病榻。直到十分疲累且鲁迅状况似有好转时,他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休息了。内山完造并不知道,那一次离别:竟成了他们之间的永诀。

1936年11月19日,年55岁的鲁迅因病辞世。此时,距离他们相识仅仅过去了9年。

在鲁迅葬礼上,内山完造含着极大的悲痛发表了讲话,他说:

“鲁迅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每当我想起先生的这句话,就仿佛看到他独自沉着地漫步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一步一步地留下了鲜明的脚印。希望大家莫让杂草掩盖了他的足迹,愿大家能为使他的足迹变成宽阔的大道而努力奋斗。”

从当日内山完造的这番讲话来看,内山更像是一个中国的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

后来,内山完造还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并被聘为了《大鲁迅全集》编辑顾问。世人把这些都看成是他和鲁迅友谊的延续。

鲁迅葬礼后,内山完造依旧守着他的内山书店。而此间书店的职能也依旧未变,只是,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他的行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影响。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日本书店全部被查封,内山书店也于1945年10月13日被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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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内山完造被国民党当局视为了推翻国民政府的三十三人集团首领,在这顶大帽子下,内山完造吃尽了苦头。

1947年12月8日,经受了各种磨难的内山完造被遣返回了日本。被遣返这年,他年已62岁。当时的他内心充满了沮丧,他深感自己是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他甚至悲观地预测:自己想增进中日文化交流的理想也将随之破灭了。

回日本东京时,内山带走了他和鲁迅的所有照片,当然,随身带的物件里还有鲁迅写给他的最后一张便条。离开时,他双眼含泪、依依不舍,在最后一次回望中国这片土地时,他还喃喃道:“我会很快回来的。”

回到日本后,内山完造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1950年,他还参加创建了日中友好协会。

第二年9月25日,内山在鲁迅、高尔基逝世15周年纪念讲演会,作了《论鲁迅》的讲演。讲演中,内山无数次热泪盈眶。

1952年10月19日,内山主持了在东京举行的鲁迅逝世16周年纪念晚餐会。

1953年1月26日,无比想念中国的内山终于再度回到了中国。这一次,他是以日侨归国协商代表团成员身份访问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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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完造

1956年8月上旬,许广平为团长身份来到了日本,在参加日本广岛召开的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期间,内山完造全程陪同着她,并给予了她最为细致的照顾。

同年10月19日,内山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之后,再度来到中国的他在上海瞻仰了鲁迅墓,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

每到一处,内山完造都抑制不住地激动,他仔细看着与友人相关的每一个物件,生怕错过任何细节。

1959年,内山完造再次来中国时因突发脑溢血辞世,离世时,他年74岁。

死前,他曾留下遗嘱说“想葬在上海万国公墓”,死后,他的这一愿望被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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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完造和妻子合葬墓

极有意思的是,万国公墓曾是鲁迅下葬的地方,内山完造当时定下这个遗嘱时(1956年之前定下的遗嘱),鲁迅的墓地尚未迁到虹口公园。没错,内山完造生前,心心念念想着要和自己的生死挚友鲁迅葬在一处。